邓一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机关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他才知道，自己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城里人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尽管他目前生活在城市里，是一名国家机关的青年干部，但他农村出身的身份是永远也没法改变的。真正的城市人，他们还会用一种“外来”的眼光看着你。特别是在虞秘书长去世后，他感觉别人对他完全不以为意。这种感觉在他心里很强烈。是啊，他唯一的靠山没有了，谁会在乎他？机关里的那些人只会叫他干活，把最重的工作分摊给他，而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公平。在他们眼里，他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分到机关里，已经是很大的运气了。
　　如果你获得了权力呢？那就不一样了。邓一群看到，机关里也有一些是从农村出来的人，今天完全没有人敢小瞧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权。权力就是一切。而权力和身份的获得，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以，他要努力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是家庭里唯一上了大学的人，并且分在了省级机关。如果他将来能得到一官半职，那么不仅在机关里可以不再受小瞧，而且全家人都会跟着沾光，乡、村里就再也不敢有人欺负他们家了。
　　努力的办法就是在机关里要变得有城府，要在表面上表现自己的进步和积极。牢骚话绝对不能在政治学习的时候说。
　　邓一群开始是很不习惯机关的开会。平时处里的人都是笑嘻嘻的样子，连处长们也开一些玩笑，有些甚至还很有点色彩，但只要一开会，大家立即就板起了面孔，正襟危坐，严肃异常。讲话的腔调也变了，他们一个个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来。
　　他们在会议上不再骂娘，也不再发表对时事不满的意见，而是说些听起来非常虚假的官话。说这样话的时候，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个个表面上又很坦然——单位里就是这样子，做表面文章可以更好保护自己。慢慢地，邓一群也说起了假话和套话与空话，而且说得越来越流利，这都是受他们熏陶的结果。
　　邓一群惊异地发现，他在开会时说的和自己当时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最奇妙的并不是这种意识的不同，而是他能够将这两种思维同时进行。嘴上是一种声音，而心里却响着另一种声音。他在说的时候，脸不变色心不跳，说得非常沉着，而且坚决，有时甚至能适当地表达一下感情。他的这种功夫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佩服，他们发现他真的进步很大，而且越来越成熟了。
　　就是在这种大家对他成熟的看法里，他的地位实际上在慢慢地起着一种变化。
　　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然而多年以后的邓一群回忆起他未婚前的那段生活，觉得还是充满了一种迷狂。这是一种低低的狂迷，但却让他心动。那段日子，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黄金时代。他在那时候内心里好像过得并不开心，事实上他在意识里还感到自己的处境相当窘迫，可时间就像是一剂中药，泡得久了，就变得有点甜起来。
　　他之所以能够在生活里得到那种狂迷，而工作上一点也没受影响，并且还得到领导同事的好评，当然完全得益于在机关里对于做那种表面文章的锻炼。
　　［21］
　　邓一群要求入党。
　　姜副处长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邓一群知道，姜副处长所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因为他欠了自己的一份人情。一年前，邓一群出事了。一次机械厅派员去北京和德国一家公司商谈关于在陵州开展经济合作的事项，身在北京的处长周永胜让三科准备四份相关的材料，邓一群向当时在家的姜副处长做了汇报。姜副处长认为一些环节可以省略，于是另外准备了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材料的中、英、德三国文字翻译，田小悦与她的另几个同学翻译完毕后，让邓一群再看一遍，但姜副处长却催着让他赶紧送京，不再推敲。邓一群乘了夜班十一点多的火车，把材料送到北京后，周永胜看到只有三份材料，当时就大为不满，一把就把文件摔在了地上，破口大骂，把邓一群训得头都抬不起来，让他当天赶回陵州。

　　第46节：第四章(3)

　　和德国的合作后来告吹了。最后查明告吹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份翻译，其中德文的一个关键词翻译把意思完全弄错了。厅长周润南非常生气，一桩四千多万的买卖就这样落空了，不能不让他气愤。机关里那一阵风声很紧，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可能要给予邓一群处分。邓一群感觉自己是冤枉的。事实上，邓一群只负责整理收集和传送材料，而文字上的操作则完全是田小悦和姜副处长的事。但他如果路上认真看一遍翻译文稿呢？
　　周永胜回来后停了邓一群手里的工作。邓一群那一阵就非常地惶恐。真的，机关里一直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一些机关干部纪律散漫，更有一些人背地里向省委、纪委打周润南的小报告，周润南一直想借机整一整身上长刺的人，却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机会来了！他要来一次杀鸡儆猴。机关里的另一些人看得明白：周润南肯定无意于搞邓一群，但逢着这样的契机，牺牲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姜和田都不好处理，只有邓一群最合适。要处理，就决不会轻。
　　邓一群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而这一次可算是天塌下来的了不得的大事了。几千万的损失，他真是越想越害怕。他们会干什么？会开除他吗？如果在他的档案里有一份处分，那么他短期的前程就完了。想到进机关的那些青年，谁也没有像他一样地倒霉。深夜的时候，邓一群睡不着，好几个晚上，甚至彻夜失眠。姜副处长找过邓一群谈话，让他不要紧张。其实邓一群心里清楚，姜副处长的意思是让他从头到尾一个人扛着。
　　他只有一个人扛着，他不扛，还有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呢？
　　人在倒霉的时候，更容易想起悲伤的事情。邓一群由自己又想到老家里的事，想到大哥邓一彬被村长的那顿痛打而又申冤无门，进一步哀叹自己的不幸。他想：如果我有背景，像田小悦，就不会被处分；如果我是一个小头目，一个副处长之流，也决不会成为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厅里召开了厅长办公会。
　　一个多月过去了，邓一群没有被处分。慢慢地就有消息传了出来，会上，周润南厅长开宗明义，要大家发表看法。一句话，处分还是不处分，而如果处分，应该把握在什么程度上。几个副厅长随口附和，都认为应该处理邓一群。但刘志新副厅长却反对这样做，说对邓一群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做一次严肃的批评，但处分就算了。而且，他认为责任不应该由邓一群一人来承担。
　　邓一群在内心对刘副厅长感激不尽。
　　通过这件事，邓一群更加认识到自己一定要努力，当上一个领导，处境就能改善。世界上永远只存在两种人：性别上，是男人和女人；权力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当一个被领导者，永远都处于一种弱势。
　　他要改变自己处于弱势的位置。
　　与小倪相比，他虽然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向前走了一大步。在大学里的时候，邓一群竟然就没有想到要入党。当时，学校的党组织是想过发展他的，好几次催他写申请，但他却一直也没有上心。与社会上相比，在学校里入党是比较容易的。到了机关的这几年，他深深地感到成为一个党员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时的醒悟已经显得有些迟了。
　　机关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入党非常困难，有时一年也发展不了三两个党员。表面上看那是党员们对新进来的同志要求严格，事实上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谁都知道，入党是提拔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你要是在单位里表现一般，别人看不出你有做官的野心，对同事们威胁较小的，那么你入党倒容易一些，若是你平时的野心让人看穿，那么你入党必然是千难万难。给青年人设置障碍的，往往就是那些有一些年纪而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牢骚满腹、意志消沉的“同志”。
　　邓一群年轻，还没有成为那样的“同志”。他要努力趁早解决自己，免得将来陷入那个“同志”的泥淖。
　　像所有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的年轻人一样，邓一群根本不会写。有经验的老同志就让从党章中抄。邓一群一边抄，一边感到自己内心的严重虚假。一张纸上，写的尽是空洞而苍白的文字。为什么要入党？很明显，入党就是为做官做准备。入党是做官的前提。在机关里，你不争取入党就会被视为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表现。所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是必须的。写它的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手段。

　　第47节：第四章(4)

　　周处长退休了，退得非常地不情愿，据说他在组织上找了他谈话之后，还发了火，无非是为自己摆功，然后睡在家整整两天没有出门。权力就要从他的手里失去了，这多么让他痛心啊！邓一群想：事实上他有什么功劳呢？他对他个人或家庭是有功的，而对单位、国家，有的只是损失，贪污腐败，他都沾了。
　　在由干部处、老干部处和他们计划处联合举行的欢送会上，邓一群第一次注意到在老周身上表现出来的颓败，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他坐在那里，像一只发了瘟病的家鸡，脸色像猪肝一样地发紫。头上的白发也一下显得那么地刺目。他就要离开处长那个宝座了。在机关处级干部的交椅里，计划处处长的位置算是少数几个最吸引人的位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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