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威严的宗祠里，对赌棍烟鬼施行的酷刑，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孝文使用的“刺刷”，令人毛骨谏然。他的一身，仁义文化与吃人文化并举。田小娥死后，尸体腐烂发臭，后来蔓延的一场大瘟疫据说就是由她引起的，村人们无不栗栗自危，对这昔日的“淫妇”、“姨子”烧香破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白嘉轩却不顾众怨，沉静如铁，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他果然在田小娥的旧居上造了塔，连同荒草中飞起的小飞蛾一并烧毁。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
　　的确，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滴尽致的程度，他的私德也几乎无可指摘，这容易使人产生作者是否无条件地肯定传统文化的疑问。只有把与白嘉轩对立的另一人物鹿子霖拉出来一起考察，才能看出作者的思考是深刻的。如果白嘉轩是真仁真义，鹿子霖就是假仁假义。白、鹿两家的矛盾贯申始终，这两家也确乎为争地争权发生过一些冲突，特别是鹿子霖的巧设风流圈套拉孝文下水，深重地伤害过白嘉轩。但我以为，白、鹿两家的矛盾并不像有些作品纠缠于一般的政治、经济纷争，它是高层次的，主要表现为人格的对照，精神境界的较量。鹿子霖是白鹿原的“乡约”，是反动政权布置在村社里的爪牙。他贪婪、阴险、自私、淫荡，舍不得放弃任何眼前利益。他也耐不住半点寂寞，“官瘾比烟瘾还难戒”；他被欲望和野心嫩烧着，一面在上司田福贤面前摇尾乞怜，一面在田小娥身上发泄疯狂的占有欲。他的两个儿子都很成才，兆鹏是中共高层领导，兆海是国民党内的抗日军官，他除了在不同时期从儿子们身上分些余炎，夸翅乡里，并无多少真挚的骨肉之亲。真是尊长不像尊长，父亲不像父亲。白嘉轩对官职坚辞不受，他却为谋官极尽钻营；白嘉轩不靠官职声威自重，他却必须借一个官名撑持门面。冷先生一语：“你要能掺上嘉轩的三分性气就好了”，点穿了他极端自私的卑污人格。他有时毒辣得惊人，看着因捉奸而气昏倒地的白嘉轩，“像欣赏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只猎物”；有时又怯懦得可娜，受儿子牵连人狱后逢人表白，以泪洗面。
　　当然，他也不是天良泯绝到了万劫不复，“麦草事件”中他与儿媳妇在性心理上一报一还，耳热心跳，潜台词丰富，但终究还是在乱伦的边缘收住了脚。再说，他的贪婪燥热、急功近利对白鹿原的沉滞生活也许还有点推动作用呢。作者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比照着写，意在表明：像白嘉轩这样的人，固然感召力甚大，但终不过是凤毛麟角，他所坚持的是封建阶级和家族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他头上翠着圣洁的光环，具有凌驾一切富贵贫贱之上、凛然不可犯的尊严，但真正主宰着白鹿原的还是鹿子霖、田福贤们的敲诈和掠夺，败坏和亵渎，他们是一些充满贪欲的怪兽，只顾吞咙眼前的一切。于是，白嘉轩的维护礼义就面临着双重挑战：一面是白鹿原上各式各样反叛者的挑战，一面是本阶级中如鹿子霖们的挑战。江河日下，道将不存，他怎不备感身心交瘁呢？
　　毫无疑问，白嘉轩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那么独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预言性质，关系到民族精神生活的长远价值问题，以至写出这个悲剧的作者也未必能清醒地解释这个悲剧。质而言之，白嘉轩的悲剧性也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就是二十世纪末叶的今天，这个悲剧也没有绝迹，现代国人不也为找不到精神家园和文化立足点而浮躁、焦灼吗？我们看到，虽然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威望素著，但在几十年颇来倒去的政治斗争中，他愈来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愈来愈陷入无所作为的尴尬。怀抱着仁义信念的白嘉轩发现，昔日滋水县令授予“仁义白鹿村”的荣翅已成旧梦，基动、杀戮、灾祸、国难、流血的武装斗争却接踵而来，他无力回天，只能和他的精神之父朱先生一起，把白鹿原喻为“烙烧饼的婆子”了。纵观白嘉轩的一生，可谓优患重重，创巨痛深。他为反对横征暴敛发动过“交农事件”；大革命时他被游街示众，事后并不参与血腥报复，他被土匪致残；他经受过失女之痛，丧妻之悲，破家之难，不肖子孙的违件之苦……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的文化信仰。他坚持认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他的文化态度决定了他既看不惯共产党，也看不惯国民党，在现实斗争中无所凭依，就只能做些积德行善、维持风化的事务，到了最后，他除了在冷寂中续续家谱，已无所事事。这不是一个抱着农民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吗？
　　究其根本，白嘉轩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但他的人格又充满沉郁的美感，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些精华，东方化的人之理想。我同意这样的看法：“白嘉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我想，只要我们懂得把封建思想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白嘉轩的某些精神品性在今天仍具某种超越性和继承性，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在于作者缺乏更清醒的悲剧意识，小说临近尾声如强弩之末，白嘉轩的悲剧性本应愈演愈烈，作者却放弃了最后“冲刺”、逆使“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力量的挽歌情调大为减弱，实为全书最大之遗憾。

四

　　《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在逆历史潮流而行的白嘉轩身上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这是发现；但更多的发现是在白嘉轩们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威压下呻吟着、反抗着的年轻一代。《白鹿原》一书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和党派斗争、家族矛盾，但作为大动脉贯穿始终的却是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札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这也是全书最见光彩、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无数生命的扭曲、茶毒、萎谢，构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战的惨烈景象。人不再是观念的符号，人与人的冲突也不再直接诉诸社会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灵魂内部的鼎沸煎熬。
　　如果抛开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成见，我们将发现，黑娃也好，白孝文也好，田小娥也好，他们都是直接从生活中提取的异常复杂的形象。田小娥不是潘金莲式的人物，也不是常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的文化内涵相当错杂。她早先是郭举人的小妾，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是一种特殊的锦衣玉食的奴隶——性奴隶。她与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阴暗环境中绽开的人性花朵，尽管带着过分的肉欲色彩，毕竟是以性为武器的反抗。她和黑娃都首先是为了满足性饥渴，但因为合乎人性和人道，那初尝禁果的顺栗，新奇的感觉，写来可以当作抒情诗读。田小娥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当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的媳妇罢了，可这点微末的希望也被白嘉轩的“礼”斩绝了，不准她进祠堂，因而也不被白鹿原的社会承认。黑娃出逃后，她伶仃如秋燕，无依无靠，鹿子霖趁机占有了她，她虽出于无奈，但也带着出卖性质。社会遗弃了她，她也开始戏弄社会；她是受虐者，但也渐渐生出了施虐的狠毒。只是，她常常找错了对象。她诱骗狗蛋，已有为虎作怅之嫌，至于在鹿子霖的教唆下，把白孝文的“裤子抹下来”，则已堕为宗族争斗诡计的工具。白嘉轩让人用“刺刷”当众打得她鲜血淋漓，这固属封建礼教对她的摧残；她以牙还牙，诱白孝文成奸，给“清白”泼污水，也不失为与汝偕亡的决绝；可是，受鹿子霖操纵，却等于助封为虐，又使仅有的一点正义性打了折扣。这是多么复杂的纠葛啊！善耶？恶耶？是反抗，还是堕落？是正义，还是邪恶？实难简单判断。
　　这个“尤物”、“淫妇”以仅剩的性为武器在白鹿原上报复着，反抗着，亵渎着，肆虐着，她是传统文化的弃儿，反过来又给这文化以极大的破坏。设陷阱败坏孝文的名声，本出于报复的恶念，目的达到后她却没有欢悦，只有沉重；她对孝文原本满怀敌意，待孝文倒人她的怀抱后，她又顿生爱怜之情；她教孝文抽大烟本是出于爱惜，结果却使孝文加倍地沉沦。这心态又是何等复杂！
　　她是连自己也以为下贱的，但在勾陷孝文成功后的“狂欢”之夜里，性事完了后她却“尿了鹿子霖一脸”！这个奇怪的举动，可说是她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种最奇特、最恶谑、最蔑视的嘲弄，只有她才干得出来。这一笔堪称绝唱。鲁迅先生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指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到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
　　作者写的田小娥，真也近乎这样的人性深邃程度。她以恶的方式生，又以恶的方式死。她被自己的公公鹿三杀害，但鹿三并不是真正的凶手；鹿三是善良的笃信礼教的劳动者、“义仆”，连鹿三都不能见容，可见宗法文化对她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她当然斗不过白嘉轩，白嘉轩有巨大的靠山，那就是经过几千年积淀和磨砺的道统，她没有靠头，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只有还算年轻的肉体和盲目的报复心理，她的毁灭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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