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端依旧是那么从容、轻松、坦然，他看了一下众人，然后不慌不忙地向太宗沉吟道：“这酒价嘛——”
　　王继恩以为难住了吕端，接过话茬说：“吕相爷因何不往下说了呢？”
　　吕端看了王继恩一眼，笑着说：“唐时酒价每升三百钱。”
　　王继恩听后又觉有缝可钻，趁机说道：“启禀圣上，吕端他分明在欺骗圣上，相隔一百多年的酒价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太宗问道：“吕爱卿你且说来。”
　　吕端很自信地说：“唐时酒价每升三百钱，绝无差错，臣记得杜甫有诗：‘速来相见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太宗大喜道：“杜甫诗真可称为一代史书也！吕爱卿，你呀，一代奇才呀！”于是举杯与吕端畅饮，众人也纷纷向吕端敬酒，都说：“真是难不倒的吕相爷呀！”


范仲淹走进《水浒传》之谜
　　《水浒传》第一回（有的版本称为楔子）中，北宋仁宗嘉祐三年，京都汴梁瘟疫盛行，民不聊生，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建议大赦天下，免除税赋，仁宗准奏，可惜并未奏效，相反瘟疫却越来越厉害。这时，参知政事范仲淹出班启奏：“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便立即派人奔赴江西信州龙虎山去请张天师。张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策，攘救灾病”，于是，“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下又是一片繁荣昌盛景象。
　　实际上，范仲淹是不可能出现在嘉祐三年的朝堂上的，因为这一年是1058年，而范仲淹早在1052年就已经逝世了。那么，为什么施耐庵要这样写呢？因为他对范仲淹有着特殊的感情。
　　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比他早三百年的范仲淹曾在兴化为官，并且做了很多造福百姓、泽被后世的好事。
　　宋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税官，他发现兴化（当时属于泰州管辖）地势低洼，常遭海水倒灌，海水退后，一片盐碱，难以耕种，就提请发运使张纶上奏朝廷建议在兴化筑堤挡海。宋仁宗准奏，而且任命范仲淹为兴化知县直接负责此项工程。
　　范仲淹到任后，领导兴化人民在东部沿海经白驹场（施耐庵的家乡就在此地）筑起一条长达一百四十三里的捍海堤（后向南延至通州，向北延至海州，共计七百余里，堪称一伟大工程），从此，兴化、盐城一带人民再也不受千百年来的海水倒灌之苦了，土地日益肥沃，生活大有改善。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人们将这条海堤称为“范公堤”（今为“通泰公路”）。
　　仅此一项业绩，范仲淹就足以在兴化名垂青史，万古流芳，但他为兴化人民做的大事可不止这一件。
　　在范仲淹任职兴化之前，兴化的经济和文化都还处在待开发状态，没有出过一个名人，甚至连有名有姓的文化人也没出现过。范仲淹到任后，在为民兴利的同时大兴教化，于兴化南城外，建立县学培养人才。县学位于三闾（即三闾大夫屈原）遗庙之侧，山子庙（纪念兴化创始人昭阳将军的庙宇）相对，共同构成兴化城内的一处优美精致。县学内筑有文会堂，范仲淹不但自己诲人不倦，还经常聘请有学之士到此讲学。在范仲淹的倡导推进之下，兴化境内读书求学蔚然成风。
　　范仲淹培育了兴化百代文风，宋朝时就有时梦琪首中进士，称为“开科第一”。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绪，兴化有二百六十二人中举，九十三人中进士，在苏北实属罕见。文化名人也随之层出不穷，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有小说家施耐庵、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扬州八怪”之中的郑板桥和李鱓等。
　　后来，兴化发生蝗灾，旱灾，上报朝廷后，皇帝没有当成一回事，当时已在中央任职的范仲淹又一次为兴化百姓请命，犯颜直谏：“宫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仁宗“恻然，即命仲淹安抚，开仓赈恤”。兴化人民深感范仲淹之恩德，他健在时就已建生祠供奉，死后建成范公祠，一直保留至今。
　　作为兴化人的施耐庵，和所有的父老乡亲一样崇敬仰慕先贤范仲淹，所以，他在创作《水浒传》的时候，将范公写入了书中，以表达自己的爱戴怀念之情。


《岳阳楼记》是这样写成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言警句，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它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很少有人知道《岳阳楼记》这篇文辞奇美、立意深远的散文佳作实际上是一篇看图作文。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诗词散文都享有盛名，特别是词作《渔家傲》、《苏幕遮》和散文《岳阳楼记》，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然还是这篇观图而作的千古奇文。
　　谈到《岳阳楼记》的写作，还得从范仲淹抵御西夏保家卫国说起。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国王李元昊入侵大宋西部边境，在定川寨大胜宋军，而后直取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和泾州（今甘肃泾川），泾州知州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得中进士，并且同属改革派）在招讨使范仲淹的支援下击退了西夏军，取得了泾州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结束之后，滕子京大摆牛酒宴犒赏三军，特别是羌族首领和兵士，并安抚死者亲属，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死难将士祭神祈祷。
　　后来，有人弹劾滕子京在泾州时滥用官府钱财，虽有当时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的范仲淹和谏官欧阳修为之辩白申冤，但还是被从京城贬到了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后又贬往虢州（今河南灵宝）。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消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春又被贬到了远离京城的岳州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阳市）。
　　仕途受挫的滕子京来到巴陵郡后，并没有一味地漫嗟荣辱、低沉消极，而是尽力为当地百姓办事造福，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给好友范仲淹写信请他作记，他在信中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并随信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范仲淹参考。
　　此时的范仲淹已被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们排挤出京城，由参知政事贬为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知州。他深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滕子京之心境，收到老朋友的信后，就开始了《岳阳楼记》的酝酿。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的晚上，邓州花洲书院内，夜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洞庭秋晚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生于苏州吴县，幼时去太湖玩过，母亲改嫁后，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抒发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之情怀，表现了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鼓励和安慰了一样遭贬的战友。
　　不久，范仲淹的看图作文《岳阳楼记》送到了岳州巴陵郡，滕子京读罢大为感动，立即命人勒石刻碑以传之后世。文章最后那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并且穿透几十万个日日夜夜，一直传到千年后的今天。


“厚黑”沈括
　　脸厚心黑的人大多存在于身为王侯将相的政治家中，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中很少有这样的，但很少不等于没有，《梦溪笔谈》的作者，北宋科学家沈括就是一个反例。
　　沈括在科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梦溪笔谈》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谈到他的为人处世，实在乏善可陈。沈括不仅脸厚，而且心黑，而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特别高的水平、相当深的造诣。
　　说起大科学家沈括的厚黑，大文学家苏轼和大政治家王安石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公元1069年，宋神宗赵顼即位，不久，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家和王家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亲自书写的，所以沈括积极地参与了变法，并且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先后担任了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
　　苏轼那时刚刚服完父丧回到京城。他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损害，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结果，苏轼像他那些此前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在被变法派控制的朝廷中站不住脚了，于是他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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