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登九五龙宝座，嘉靖皇帝一面派人往安陆迎取其母的同时，一面下令朝廷礼部官员集议如何崇祀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

　　在当时的继位诏书中，有“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一语。这位少年皇帝，乃大孝之人，总觉得这句话显然是给堂兄当儿子继承人的意思。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

　　这种宫廷礼仪，现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可能不少人会以为：你小王八蛋皇帝都当了，怎么还惦记着如何让死去的亲爹再风光一场，没意义嘛！不少当代“大儒”也不时讥讽为“大礼议”拼死廷争进谏的官员，说那些人死脑瓜子，人家小皇帝爱干啥干啥，爱封死爹为皇帝关你们屁事，豁出身家性命争这些“细枝末节”，傻呵。

　　不！当时的这些事情，在古代皆属“基本原则”，是天道大经，为臣子不争这些原则问题，就是不忠。所以，大臣们才如此纷争嚣嚣，数年不绝。

　　大学士杨廷和官场老人，熟谙史籍，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此事以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二事为依据，敢有异议者皆为谀奸小人，依法当诛！”也就是说，根据前代外藩王入继大统的事例，新皇帝应以明武宗为皇兄，以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嘉靖的伯父）为皇考。这样一来，就只能让新帝以其生父生母为皇叔父、皇叔母。

　　为了弥补兴献王“无后”的“遗憾”，廷臣们建议让益王的儿子朱崇仁过继给死去的兴献王为“儿子”，代替现在给明孝宗当“儿子”的嘉靖新皇帝，这样一来，那个朱崇仁就只能称他自己的亲爹益王为“叔父”。

　　看到这种“编排”，少年嘉靖皇帝老大不高兴，“父母岂有能更换的，再议！”

　　杨廷和等大臣六十多人上疏力谏，希望新帝以大局出发，兼顾“天理”“人情”，不听。

　　新帝登基之际，新科进士张璁是个投机分子，他先透过老乡、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瓒当众散布消息，表示新皇帝入继大统，并非是以别人“儿子”的身份嗣承帝位，与旧日汉哀帝和宋真宗时代之事不同。

　　杨廷和很讨厌王瓒这种卖巧行为，指派言官劾其过失，把他贬往南京，当那里的摆设“礼部侍郎”。

　　张璁见势不妙，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听说新帝不停让礼部集议对其生父的尊崇之礼，便投石问路，呈上《大礼疏》一篇文章，把“继统”和“继嗣”问题抛出，论点论据颇有可采之处：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于）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着（陛下）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夫兴献王（指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往矣，称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指嘉靖皇帝生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是指如果以叔母名义相见，嘉靖的生母要向嘉靖皇帝下拜），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嘉靖皇帝是兴献王的独长子），况兴献王惟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皇上为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当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

　　看见张璁这篇东西，郁闷久之的少年皇帝大喜。他一直想大干一场，但毕竟年少读书不够多，没有“理论”依据。

　　至此，如获至宝之余，少年嘉靖皇帝命司礼监宦官把疏议送内阁，传谕说：“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有这种想法！”

　　杨廷和见疏大怒：“书生焉知国体！”这阁臣马上持张璁之疏复入宫内，想给皇帝摆事实讲道理。

　　嘉靖帝趁机，把张璁论疏重头到尾细读一遍，欢言道：“此论一出，吾父子之情肯定得以保全了！”于是，他不理会杨廷和的反对，降手敕给阁臣：“卿等所言，俱有见识，但至亲莫过于父母，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

　　杨廷和身为首辅，很是坚持原则，封还皇帝的手敕，上言道：“皇上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愚，夫岂不知《礼》谓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谀顺旨。”

　　接着，几位御史、给事中等言官也交谏张璁议疏的偏狭，希望嘉靖皇帝“戒谕”张璁这等躁进之人。

　　由于刚登大宝，少年皇帝不敢太与大臣们较劲，只得让礼部继续商议此事。

　　延至十月，嘉靖帝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行至通州，由于名号位号未定，自己儿子又当上了皇帝，老娘们再无当初小心谨慎之情。她听说廷臣们想让儿子尊明孝宗为“皇考”，大怒道：“怎么这些人竟敢把我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泼妇本色顿现，就赌气呆在通州不往前走了。

　　嘉靖皇帝闻此，涕泣不止，忙入内宫对明武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张后表示“愿避位奉母归养”，以撂皇帝挑子来软威胁，众臣为此惶惧不安。

　　见施压起到了作用，少年皇帝独断：“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生母宜称兴献后”，并诏示大臣开大明中门奉迎他的生母蒋氏。

　　当然，嘉靖帝也做稍许退让，没敢再坚持让生母谒太庙。本来明廷有祖制：妇人无谒太庙之礼。

　　朝臣之中，如兵部主事霍韬等人，见张璁这么一个新科进士因巧言得达帝听，也思奉谀升官，开始上疏附和张璁疏奏。

　　嘉靖皇帝观此，追尊本生父母的决心日益坚固。

　　首辅杨廷和很讨厌张璁这样的幸进小人，便外放他为南京刑部主事。张璁怏怏而去。

　　嘉靖帝得寸进尺，追生父为“兴献帝”后，又下御札，批示礼部在兴献帝、兴献后的称呼中再加上“皇”字。

　　杨廷和等人力争，嘉靖帝抬出明孝宗皇帝张氏，说是这位太后指示自己这样做。杨廷和见争之不得，自请罢归，不报。

　　给事中朱鸣阳等百余官员上章进谏，表示不宜对皇帝的本生父母加“皇”字，不听。

　　恰巧，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清宁宫发生火灾，杨廷和等人上言，认为这是“天意示警”，小皇帝心动，古人自上而下都迷信，一时间他不敢再有进一步举动，便下诏称明孝宗为“皇考”，明孝宗皇帝张氏为“圣母”，并称兴献帝、兴献后为“本生父母”，不再加“皇”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刚刚朝廷消停了几日，巡抚湖广的都御史席书上疏劝嘉靖皇帝在改元之际把兴献帝定为“皇考兴献帝”，在大内别立一庙加以崇祀，祭以天子之礼。至于嘉靖帝生母蒋氏，也不应再以“兴献”二字加之，应称“皇母某后”；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表，力劝嘉靖帝“当继统而不继嗣”，改称明孝宗为“皇伯”，称生父兴献帝为“皇考”。

　　二人疏上，杨廷和等人阻之不报，恨二人媚上多事。

　　到了嘉靖二年（1523年），这位青春期的皇帝更有主见，不顾群臣反对，在安陆的兴献帝庙祭祀时行用太庙一样的“八佾”大礼。年底，人在南京的刑部主事桂萼与张璁二人经过谋划，又上疏再言“大礼”，同时，他们附送先前未达嘉靖皇帝御览的席书和方献夫二人疏奏作为“声援”：臣闻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以皇上与为人后，而强附末世故事，灭武宗之统，夺兴献之宗，夫孝宗有武宗为子矣，可复为立后乎？武宗以神器授皇上矣，可不继其统乎？今举朝之臣，未闻有所规纳者，何也？盖自张璁建议，论者指为干进，故达礼之士，不敢遽言其非。窃念皇上在兴国太后（指嘉靖皇帝生母）之侧，慨兴献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为是，可乎！臣愿皇上速发明诏，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则天下之为父子君臣者定。至于朝议之谬，有不足辩者，彼所执不过宋濮王议耳。臣按宋臣范纯仁告（宋）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仁宗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事体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皇上奉祖训，入继大统，果曾亲承孝宗诏而为之乎？则皇上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明矣。然则（称皇）考（于）兴献帝，母兴国太后（以生母为本生母），可以质鬼神俟百世者也。臣久欲上请，乃者复得见席书、方献夫二臣之疏，以为皇上必为之惕然更改，有无待于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断，岂皇上偶未详览耶？抑二臣将上而中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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