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故不敢爱死，再申其说，并录二臣疏以闻。

　　一番“忠勇忘身”丑表功，句句打动嘉靖帝心扉。他览之大喜，大言：“此事关系天理纲常，文武大臣集议之！”

　　为了展示追崇本生父母的决心，且坐帝位已稳，嘉靖帝罢免了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的大学士杨廷和。在此种情势下，仍有礼部尚书汪俊等朝中大小臣工二百五十多人独署或联署八十多篇奏章，请求嘉靖帝依部议行事。反观张璁、桂萼一方，只有寥寥四个人声气相同。

　　嘉靖帝很恼怒，忍了数日。不久，楚王朱荣诚等人及锦衣卫千户聂能迁等人想讨赏讨官，上书附和张璁。嘉靖帝感觉到了这股“支持”力量，下诏调桂萼、张璁二人由南京来北京。

　　时值嘉靖帝生母蒋氏生日，嘉靖帝大摆宫宴，命妇们纷纷上笺祝贺。只过了几天，又遇明武宗生母张氏生日，嘉靖帝偏心，下旨免命妇入宫朝贺。此举引起在朝官员不平，纷纷上疏进谏，均被嘉靖帝下旨逮入诏狱拷讯。

　　张太后为人其实很贤德厚道，在嘉靖帝入宫初期，她完全有能力与阁臣一起下诏废掉这个侄子。此外，她为人又不会来事，对待以外藩王妃入宫的嘉靖帝生母不是特别客气，引起当今皇帝小爷的怀恨。日后，张太后弟弟张延龄被人告发不法之事，坐法当死，张太后敝襦席藁作姿态向侄子皇帝请求饶弟弟一命，遭到严辞拒绝。不仅如此，嘉靖帝还把太后的另一个弟弟张鹤龄也逮入诏狱刑讯致死。张太后惊恐过多，不久暴崩。嘉靖帝复下旨杀她活着的弟弟张延龄。

　　由此，可以见出嘉靖帝此人本性极差。向使当初张太后反对他入统，皇帝这位子绝非他能坐上。

　　四月间，嘉靖帝下令，称生父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其生母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为此，礼部尚书汪俊求去，嘉靖帝不让他平白“致仕”，切责后罢其官职。

　　由南京而来的张璁、桂萼二人行至半途，见到诏书后，又起新点子，认为诏书内有“本生”的字眼是礼部官员阴谋，佯为亲尊，实则疏远，应该直接称嘉靖帝生父为“皇考”，前面不宜带“本生”二字的帽子。

　　嘉靖帝认为他们说得很对，按章修改，去掉“本生”二字。

　　廷中众臣闻言，深恶桂、张两人小人多事，纷纷扬言说二人入北京后要杀掉他们。

　　这两个书生闻言，入北京后就装病，不敢出门，怕被群臣当众殴打。

　　吏部尚书乔宇、杨慎（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等人纷纷上言，劝嘉靖帝罢免张璁、桂萼二人以平息“邪说”，结果，皇帝反其道而行之，任张、桂二人为翰林学士，切责乔宇、杨慎等人。

　　张璁、桂萼二人得到新官职后，益加肆无忌惮，忙不迭上疏言“大礼”，有十三条之多，均为嘉靖帝采纳，并命礼部官员施行。

　　激于义愤，杨慎在下朝后对群臣讲：“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大家纷纷响应，几百人一齐跪在左顺门，还有不少人边大哭边高叫“高皇帝”、“孝宗皇帝”，声达内殿。

　　从早上直到中午，嘉靖帝几次传谕退出，众人却一直跪伏不起。

　　这一来，嘉靖帝暴怒，命司礼监宦官把哭宫的所有大臣名字全部记上，然后命锦衣卫按名逮人，第一天就把一百四十三人下狱，其余八十六人待罪。拷讯之后，下令杖罚五品以下官员，编修王相等十七个人被活活打死，并把修撰杨慎、吏部侍郎何孟春、学士丰熙等人谪贬远荒之地。

　　十月，嘉靖帝下诏改称明孝宗为“皇伯考”，布诏天下，还准备把他生父兴献帝的灵寝迁入北京，有官员劝说“帝魄不可轻动”，这才没有搬动死人入京。

　　可叹的是，杨慎当时三十出头正当年，此人浊世翩翩佳公子，是正德六年状元郎，中举时年仅二十四岁。由于带领群臣哭宫，他被杖打后，又由嘉靖帝下旨贬往云南永昌卫。偏偏倒霉的是，杨公子赶上这位嘉靖皇帝寿数长，在位四十多年，瘴山雾水凄凉地，三十六年弃置身。杨爷这一流就是几十年光景，嘉靖三十八年死于贬所。这位十一岁即能诗的大才子，一生创作诗歌二千多首，并着有诗歌评论名着《升庵诗话》。古稀之年，本来回家探亲想在四川老家多呆些时日，杨爷竟被“劳改局”官员派人强押回云南，凄怆之余，他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郁闷不已，病死异乡。

　　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帝在皇宫内为其生父“兴献帝”立“世庙”，迎其神位于观德殿。此时，群臣因高压反对意见日稀，纷纷表贺，并献《世庙乐章》。又过了三年，《明伦大典》撰成。

　　始作俑者张璁被封为谨身殿大学士，由太子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平时奋斗几十年才能当上首辅，由于他首议“大礼”，六七年功夫就蹿至权力的顶端。

　　“大礼议”之争，如果书生气地讲，实则是当时居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正统派与王阳明“新学”之间的较量。

　　以杨廷和、杨慎父子所代表的旧臣集团以程朱道学为宗，强调“义理”，而王阳明学派主张“天理”，应向“人心”和“人情”倾斜，把“理”拉向“气”。但从当时实际来讲，旧臣一派虽然理论僵化并有不近人情之处，但多正人君子，非为谋己谋身；张璁一派虽近“情”，但多是见利忘义贪图官爵的小人（王阳明当时还活着，张璁一派的席书、方献夫等人均是他的学生辈，但王先生深知官场险恶，并未对“大礼议”明确表态）。

　　就事论事，张璁在“大礼议”问题上起了一个坏头。但这个人日后表现多有善举，刚明果敢，廉洁自律，罢休天下各地镇守的宦官，重新清理贵族豪强隐匿的土地，拒腐反贪，干过不少好事。所以说，历史上的个人，极难以“好”“坏”加以绝对性区分。

　　而且，张璁当时举人出身，总让人误觉得他是青年才俊，其实老哥们时年已经快五十岁了，是个七考不中的倒霉蛋。日暮途穷，潦倒的中年知识分子投机取巧，也在情理之中。而那位与他臭味相投一同钻营的桂萼，也是官场蹭蹬多年不受人待见的中年人，怨恨之火中烧，很想搏一把以出人头地。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张璁为人善钻营，日后又觉自己名字中的“璁”与皇帝名字“厚熜”犯讳，主动要求改名。嘉靖皇帝大喜，钦赐其名为“孚敬”，字茂恭，所以，读明朝史有时看到张孚敬，其实那个人就是张璁。

　　交待了“大礼议”，就该讲严嵩了。

　　“青词”圣手——严嵩的政治际遇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1480年（成化十六年）生人。此人家境平平，正是江西乡间好学的风气，才使得这个平民出身的苦孩子“学而优则仕”，一步一步走向权力中心。

　　纵观严嵩的发迹，其实他属于“为霞尚满天”类型，六十岁后才飞黄腾达。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中进士举，得入翰林院，时年二十六。小严当时考试还名列前茅，二甲第二名，也就是说是乙丑科那一批进士中的第五名，成绩优异，一丁点儿不掺水。

　　正当他作为朝廷青年官员后备梯队准备大干一场时，正德三年（1508年），其祖父去世。转年，其母亲又因病去世。古人以孝道为先，严嵩从当时的礼制和道义上必须回家守丧三年。所以，小严许多晋升机会就凭白错过了。

　　福兮祸兮，明武宗正德年间的政治，笔者在前一章已经讲过，前五年有刘瑾大公公干政，后十年江彬乱政，朝廷人正人直士几被排除殆尽。严嵩正好没赶上趟浑水，实际上避免了正德一朝的政治斗争，也免遭政治迫害。

　　所以，严嵩借守丧之机，在老家钤山读书，一隐就是八九年，整日埋头写诗着述，颇着清誉。彼时的严嵩，可以说是极富政治智慧。特别是刘瑾在朝期间，如果他迁延不去，只有两种结果，其一是抗衡被杀，其二是同流合污，哪一种结果都是一个“惨”字。而且，刘瑾陕西人，其心腹吏部尚书兼大学士焦芳河南人，极其排挤江西人（焦芳曾因才疏学浅遭受江西籍大臣彭华的讥讽，恨和尚憎及袈裟，所以极恨江西人），所以，身为江西人的严嵩，自然在朝左右逢源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严嵩在老家诗酒自娱，并非真隐，一直敏锐地保持政治嗅觉，与朝野名流李梦阳、王守仁等人往来密切，诗文唱和。古代为官为吏都要有真本事，科举取士，决定了一个人想在官场混，必须是经过十年（或数十年）寒窗苦读，头悬梁，针扎腿，个个都是满腹经纶，才能进入这个圈子。没有真才实料，只凭捶腿揉腰送东西，还真不能弄来乌纱帽戴，更不能与名流递上话。

　　严嵩何许人也，泱泱大儒，知古详今，自然是名誉日隆，又博清誉赞诩，广为人知。因此，直到正德十一年，刘瑾、焦芳一帮人倒台几年后，他才重入朝廷。

　　此时的严嵩，已经深有城府，不急不躁，静待机会。当然，也有客观原因，他一直在南京以及翰林院这样清闲之地居“闲职”，想急于出头也没太多机会。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驾崩，明世宗嘉靖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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