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杀人魔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到坏人。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是一个下岗驿卒，原先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的时候，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过分的是，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销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

　　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

　　由于“闯将”的名号，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转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越来越多。

　　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

　　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窜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官，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与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贼头，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们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

　　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

　　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没有立竿见影，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杀剿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叛乱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应该交待一下的是，当崇祯朝臣尽力剿杀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东北地区的皇太极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崇祯四年（1631年），得知明军在大凌河中左千户所（距锦州四十里，今为大凌河镇）加紧筑城的消息，为防止明朝藉此步步推进，皇太极亲自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于八月六日突然包围了大凌河城。

　　当时，城内仅有一万四千多官兵及一万多平民，守城明将是祖大寿和何可纲等人。由于经过数次攻城挫败，后金已经在战法上有所改变，他们不再急于以人肉作为代价拼死攻城，十分耐心地坚持“围城打援”战略方针，在把大凌河城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同时，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止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一方面防止城内明军奔逸逃出。

　　更为重要的是，后金军队也拥有了自己的“红衣大将军炮”。用于此战的，有这种大炮四十门，威力相当大。如此一来，先前明军在热火器一面倒的优势已经消失，我有人有，心理上不再占据上风。

　　明朝派出四万大军来援，结果在锦州东南的长山山口遭受后金截击，恶战之下，明军不支，三十三员将领以及四万精兵被后金全歼。

　　即使如此，祖大寿仍旧坚守孤城。几个月后，大凌城内开始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最惨，他们首先被军士当作“军粮”吃掉。

　　皇太极也不着急，十拿九稳之下，他派人劝降。由于先前皇太极的堂兄阿敏在攻打北京撤退时尽杀永平、迁安的明朝降官，祖大寿等人不敢投降，深恐降后仍不免于一死。

　　皇太极展开攻心战，“痛心疾首”表示“不再妄杀一人”，并告诉祖大寿乱杀人的阿敏已受幽禁处分（这倒是真的，此人乃“四大贝勒”之一，因其威胁到皇太极地位，故借此被幽囚）。

　　思前想后好一阵子，祖大寿暂时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可怪的是，守城诸将，除何可纲以外，这些与后金血战多年的汉子们都愿意随祖大寿投降（明帝杀袁崇焕也可能在最大限度上冷了这些人的心）。

　　为了取信后金，祖大寿等人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双方军将的面，把这位英雄砍头。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

　　当晚，祖大寿亲自出城，入皇太极“御营”谒见。诸贝勒一里外相迎，待之非常恭谨。行至帐前，皇太极本人出帐迎接。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在民国初的北京、天津市面上还可见到——两大老爷们见面，拱手打揖后，趁前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相抱交头，难看至极，简直在今天人的眼里就是大滑稽。但在当时的女真人眼里，此礼乃见客的最高礼仪。

　　二人入帐后，皇太极亲自斟酒递与祖大寿。对方饮毕，也酌酒跪献，表示降服。

　　转天，皇太极听信祖大寿建议，命八旗诸将率四千多人着明军服色，跟同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作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自己相互失散，不果而还。为此，祖大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清人自己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表明这位“太宗”事前诸葛亮的英明）。

　　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带二十名明军前往锦州。

　　祖大寿回锦州后，派人至后金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希望皇太极善待其留在后金营中当人质的子侄。皇太极无奈，反正破大凌河城的目的已经达到，就率兵回返。

　　十年之后，祖大寿才真正归降皇太极。但他的儿子（一说是其养子）祖可法对后金百分二百的真心孝顺，为皇太极出了无数上好的“坏主意”，他在《贰臣传》中“名位”也远远在洪承畴和祖大寿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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