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短短的两条消息中，美国记者也不忘记恶意诽谤中国，美联社在报道江泽民会见叶利钦的那条消息的一开头不怀好意地写道：这场会见“使人联想到莫斯科和北京作为共产党国家结盟的那个时代”。

　　我们再看看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如何报道这件国际间大事的。26日，中、俄和中亚三国的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后，各国舆论都作了醒目的报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是以重视报道国际新闻著名的《纽约时报》为了应付，仅在第4版一个极不显眼的位置发了一条几百字的消息，标题字号很小，同时为了抵消这样一条小消息会给读者带来的“不良影响”，《纽约时报》在这条不起眼的消息的上方刊登了该报驻京记者邰培德写的一篇恶意讽刺挖苦中国人的文章《中国谋求选择原子弹来挡开小行星》。

　　4月25日的《华盛顿邮报》没有关于叶利钦访华和五国元首将签订协议的任何报道。仅在4月26日刊登了一条消息，4月27日刊登了一条简讯，从这家报纸的轻描淡写来看，这家贴近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报纸对发生在中国的这件大事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其实，这家报纸国际部和总编室的人这几天对中国人在国际上演了台好戏，一直憋着一股难言的闷气，要找个机会发泄。两天后，报社的“老总”们实在憋不住了，开始了神经质发作，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据我了解，没署名的评论多半由该报国际部的资深编辑或总编直接撰写）， 题目是“中国牌、俄国牌”。在这篇评论中，美国记者不顾事实， 大骂江泽民和叶利钦的会晤：“上星期在北京，时光似乎倒流了。”评论还用当年用来形容二战法西斯的词语极为恶毒地说：“人们几乎可以听到一个新的轴心正在形成。”评论敢动美国政府“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此外，美国政府在与别国谈判时，美国媒体是抬高它外交谈判地位的有力砝码。如中美就中国复关、最惠国待遇和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谈判时，美国政府肆意鼓动美国媒体发表大量对中国不利的消息和评论，以增加他们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在盗版问题上，美国企业指控的不仅是中国一家。据1996年5月26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报道，阿根廷仍然允许大药厂不经专利持有者的同意生产和推销专利药品。由于该国如此盗用专利，华盛顿早就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列入“监视名单”，但从未实行制裁。美国报纸公开承认，这是因为阿根廷曾向波斯湾派过兵，在联合国支持美国，是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

　　再如，去年美国大量报道吴弘达事件。表面上看是美国关心人权问题，事实上是美国的资产阶级保护他们在美国的国内市场，阻挠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美国。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说，从中国进口纺织品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吴弘达代表的正是这种势力。

　　美国媒体利用吴弘达有关“劳改产品”和“出口犯人器官” 的恐怖谣言，登峰造极地妖魔化中国人和中国产品。据说，吴弘达来中国的经费是美国劳联——产联给的，但因为吴弘达搞得太过了，媒体上报道的那些事后来证明都是假的，今年美国劳联——产联就不再用他了。但是，美国媒体利用吴弘达妖魔化中国产品已经跟美国老百姓的利益联系起来了，当赫尔姆斯之流到处发表煽动性的要求制裁中国的演说时，美国的普通听众，竞然像当年听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蛊惑人心的演讲的德国听众一祥，惹得许多女孩子都想去拥抱党卫军。

　　美国的媒体完全是从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出发，经常傲慢并挑衅性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正如一家亚洲报纸指出的那样：“表面上看，美国媒体批评中国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是在维护自由贸易原则，细分析起来，完全是出于美国大资产阶级的自私目的，出自营利主义和美国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

　　◆意识形态压倒一切

　　70年代末，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在校教书的美国教授极力向我们推销一个名叫亨利.索罗的美国人，说他确立了美国立国的政治思想基础，奠定了美国知识界和新闻界敢于发表独立见解和不同政见的传统。去年秋天，我曾专程去了一趟波士顿郊外的华尔登湖畔，在森林里我到了躺卧在地上的索罗的墓碑。停留在他那凄凉的墓碑前，思考今天的美国主流媒体和主流思潮，特别是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我为索罗感到悲哀。

　　美国媒体在对华拫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的东西，完全是一种狭隘的（parochial）和排外的（xenophobic）。所有的言论和消息好像全部事先拟定好了宣传口径，这是因为美国媒体在西方新闻界中是意识形态色彩最强的国家，其在言论和新闻报道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强权与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搞全球霸权是相辅相成的。

　　去年年底，我离开《华盛顿邮报》回国前，总编辑鲍勃.凯撤请我吃饭为我饯行，同时征求我对该报的意见。我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了4倍，中国千百万家庭的生活必需品早已超过自行车、收音机、手表和缝纫机四大件，不少人己经有了蜂窝式电话和电脑，中国的电视频道有越来越多的现场直播和反映社会问题的节目，中国的报刊有几千种，中国人开始享受5天工作日，邓小平废除了中国搞政治运动的机制，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允分发挥个人才能和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机会，中国农村基层直接选举，基层民主正在一个几千年来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什么在美国报纸上看不到任何报道和反映？而美国的报纸却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吴弘达和魏京生，而不去采访代表中国社会主流的广大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大学教授、工商界人士？鲍勃回答说， 由于美国两百年来的思想传统和新闻体制就是由一批极端的不同政见者和造反派形成的，美国报纸支持不同政见者，发表他们与政府和社会主流思潮和媒体不同的政见，是由美国报纸的性质决定的。我问他，那么，为什么《华盛顿邮报》在中国问题上从来不敢发表与美国主流思潮和主流媒体不同的报道和言论？不敢造美国舆论界反华思潮的反？鲍勃无言以对。

　　不过，不久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负责人斯乃德出版了一本书《制造虚假信息的武士们》，回答了我提的这几个问题。斯乃德以美国媒体知情人的身份总结了在冷战时期美国媒体是如何传播虚假信息的。斯乃德写道：“真实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他在书中承认，美国的媒体为了把对方塑造成一个“邪恶帝国”，总是按照美国人的利益，捏造新闻，“一会儿把真实涂成红色，一会儿又把真实涂成白色，一会儿又把真实涂成蓝色”。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在人们对美国媒体歪曲和制造真实的记忆还未完全消失的时候，美国媒体在对华报道上，又迫不及待地重蹈覆辙，制造谎言。

　　《华盛顿邮报记者手册》规定：“我们避免卷入任何党派事业，无论是政治活动、社区事务、社会行动或游行示威，因为这类活动有损我们报道和编辑的公正性。”但是，凡是读过美国报纸的人都知道，美国媒体有根可怕的鞭子，就是给扣上共产主义的大帽子。凡是美国记者仇恨的东西，他们都要给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以煽动公众的情绪。例如，1996年年初，《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邰培德从三斗坪发了一篇关于三峡工程的报道。为了引起美国社会公众对三峡工程以及建设者的反感，他在稿子中有两段是这样写的：

　　一旦长江激流被截断、江水被开挖的岩石所形成的巨大排水沟导流后，大批工程师和工人就要开始安装当今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由苏联培养的中国工程师兵团的梦想就会变成现实，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征服自然和落后经济的胜利象征——有些人说这是妄自尊大，而环保主义者的失败成为无情的事实。【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长江水利委员会是拥有7000名专业人才的囯家机抅，它全面负责三峡大坝的规划和设计。该委员会的一位一流科学家杨囯炜告诉记者：“作为水利工程师，对能够参加这一工程感到骄傲。”杨先生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相信有完成这一使命的能力。

　　由于美国新闻界有强烈的反共情结，在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施行高压政策，美国人最怕别人把他跟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国家联系起来，一旦一个人被指控同情共产党或与共产党国家有密切联系，就等于他在社会上被孤立了，甚至会找不到饭碗，任何人都没有胆量向他伸出援助的手。有一次我与《华盛顿邮报》的几位美国同行一块吃午餐，闲聊中，我无意中提到爱德加.斯诺的名字。刚才还在跟我热烈讨论的这几个美国记者突然沉默下来，互相眨眼暗示，即刻转移话题。今天的美国媒体的反共情结和蔑视中国人的情绪达到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在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的新闻界还出现了如斯诺、史沫特菜、斯特朗这样一批政治上没有偏见、敢说真话的美囯记者。

　　再如，北京争办奥运会，美国的媒体完全以意识形态划线，大力煽动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同时吓唬其他国家不要投中国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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