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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期间,美国记者根本不把美国妇女自身所关心的问题放在眼里,对美国妇女面临的各种人权、种族歧枧问题视而不见,一切从意识形态出发,试图把百年难遇的讨论妇女利益的大会,变成西方媒体批斗中国、对中国妇女指手画脚的大会。
为了丑化中国的政冶制度,美国媒体儿乎是每隔一定的吋间,就要向世界上散布关于中国的耸人听闻的丑闻,如1995年吴弘达事件、1996年上海孤儿院事件等等。
美国人称他们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有批评自己总统的自由,但绝没有讲中国好话的自由,更不允许其他国家的记者对美国的政策指手画脚地批评。
1995年夏天,美国阿尔弗莱德基金会(阿尔弗莱德是已故《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把美国10家报纸的资深编辑记者请到华盛顿杜邦广场附近的一家宾馆,与包括我在内的来自10个国家的外国记者座谈,请我们谈对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和新闻自由的看法,并与本国的新闻制度作一比较。那些来自捷兑、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波兰等东欧国家的记者都抢着发言,对美国的新闻制度令人肉麻地大加赞扬,对自己国家过去的共产主义制度显示出强烈的厌恶,似乎是在有意取悦在场的美国人。
当最后轮到我发言时,基金会项目主任约翰问:“李.大家都有浓厚的兴趣听你谈论你对美国新闻自由和中国的新闻自由的印象”。约翰的话刚一说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那些来自美国各个报纸的编辑们脖子都伸向我这边来,所有的目光都盯着我,好像他们给我提出了一个我不敢回答的难题。我说: “美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在美国可能是有效的,但任何国家不考虑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完全照搬美国的,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将会是一场灾难。如前南斯拉夫、亚美尼亚获得了美国式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内乱、战争和贫穷。如果中国照搬美囯的新闻制度,发生前南地区那样的内乱,中国将会产生好几亿难民,美国到时候会敞开大门接受这些难民吗? ”听到这里,约翰立即打断我的话,说:“我们这个座谈会只谈新闻,不谈政治。”不让我再讲下去。
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对于中国问题说白了就是:只有歌颂美国的自由,没有批评美囯的自由;只有拥护台独和西藏分裂的自由,没有反对台独和西藏分裂的自由;只有“持不同政见者”在美报刊发表骂中国言论的权利,而没有他人发表拥护中国言论的权利。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经常收到一些美囯开明的专家教授的来信来稿,对美囯舆论界诬蔑中国的做法提出质疑。但这类文章和信件是绝对不允许刊登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文章会在读者中产生“错误的舆论导向”。但是,如果是中国大使馆给美国报纸写信,对美国报纸上散布的谣言提出反驳,美国报纸会很快刊登出来,这不是因为他们尊重中国大使,而是因为美国报纸的总编认为中国大使出面辩解,只会使美国人更加相信他们的谣言。美国人的传统是不相信政府发言人,而更相信专家教授和新闻记者。更何况,美国舆论界早已把中国政府(包括驻外使领馆)的形象塑造得非常糟糕。
因此,不难看出美国的记者政治头脑是非常清醒的,即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带有毫无掩饰的偏见和仇视。今天的美囯媒介有关中国、前南斯拉夫、古巴、越南、朝鲜的报道,完全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美国主流思潮是蔑视伊斯兰文化的,但是在关于前南斯拉夫的报道上,由于穆族是伊斯兰文化,塞族是共产党,结果意识形态的敌对压倒宗教文化上的蔑视,美国大资产阶级及其操纵的媒体大肆渲染塞族的恐怖行动,要像当年铲除纳碎分子一样铲除塞族领导人。再如,美国媒体对伊斯兰极端上义者恨之入骨,把几乎所有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都算在他们头上,发誓要把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从地球上铲除干净。1996年8月4日,美国之音在中文广播中,透过夏威夷大学和士伦大学两个美国教授之口,公开呼吁西方国家鼓励在中国新疆搞恐怖破坏活动。
美国记者讲的政治就是听谓的“自由民主与独裁政权的对立,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几乎所有的驻华美国记者都承任,今天他们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是为了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偏见:“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既然苏联已经解体,下面一个就该是中国。”美国媒体公开说,如果中美关系要根本好转,就要推翻中国现政权,改变中国政体。《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邰培德就说,美国记者“就是要把魏京生培养成中国的曼德拉,要为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吶喊助威”。
杜勒斯当年提出和平演变,声称用自由民主来压倒共产主义。其实,从美国主流思潮和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与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做法看,美国至少在中国问题上就根本不存在自由民主,美国媒体更是非常保守和不开放,更看不到任何客观公正。例如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梯格利兹在《为东欧新兴民主国家设计金融系统》这篇文章中就赤裸裸地 写道:“按我们说的去做,但别按我们做的去做(Do as we say,not as we do)。”如果我们相信美国人有新闻自由,那就上当受骗了。
当然,美国国内一些头脑冷静的人认为,美国媒体对华报道背后的政治因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迫不及待要搞垮中国更是错误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明确表示:“鼓励一个安定繁荣的中国是明智的,考虑一下反其道而行会带来的危险后果最适当地说明这一点。……中国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的改革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当中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它就会变得更加安定,一个安定的中国也就有可能更愿意接受改革,并且成为更好的邻国。”
◆白人至上
199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前面的麦迪逊酒店灯火辉煌,一层的宴会大厅里坐满了听众。全场近500人中,除了台下的我之外,讲台上还站着一个黑头发、 黄皮肤的中国人,剩下的是清一色的金发碧眼的美国白人,男的西装革履,女的大红大绿。
讲台上共站着两个人,一个身材瘦小的30多岁的中国血统的女人,细细的小眼睛,单眼皮的眼睑上被化妆品抹得发青,尽管脸上抹了厚厚旳一层白粉,但仍掩饰不住高高的颧骨和朝天的鼻孔,唇膏把两扇厚厚的嘴唇抹得腥红。满脸是讨好白种人的浅薄的笑颜。她的身边站着一个身材细高、一头卷发的洋人。这是一对在美国新闻界出尽了风头的奇特夫妻。男的叫尼科拉丝,他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纪思道;女的叫伍洁芳,她给自己起了个美国名字叫雪梨鹅。他们几年前是《纽约时报》派驻北京的记者,现在是《纽约时报》派驻东京的记者。他们俩今晚在这里不是谈论在东京的见闻,而是谈论他们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国守灵》。(有关该书,请参阅本书第四章。)
他们在台上绘声绘色地演讲,特别是他们编造的那些在中国惊心动魄的采访经历和书中对中国人的丑化,博得了会场内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顺手把书中对中国人的一段描绘摘录下来:
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公开支持他们私下里反对的东西,在电视上,当党的官员发表演讲时,他们在台下乖乖地作笔记。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政权?中国人的原则性哪里去了?……我开始问我的朋友,中国人为什么都是亳无良心的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参加政治学习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张口说瞎话。亊实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告密者……
如果我是一个中国儿子的父亲,我就得教儿子撒谎。如果我不教儿子撒谎,儿子就永远考不上一流的中学,一辈子考不上大学。他就得到工厂去当工人,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出国。因此,我必须不断地督促我的孩子去撒谎,……如果儿子坚持要讲真话,我就碍沖他大吼:你必须为你的前途着想,我要命令他去撒谎。
如果这是两位在“文化大革命”时代驻北京的美国记者写的东西,可能有人还会相信是真的。但这里描写的是改革开放的今天的中国人的精抻面貌。
台下旳美国听众对这样的描述一遍又一遍地拍巴掌。这是为什么?从这一小段摘录中,可以看出这位娶了中国女人的白种人居高临下地教训中国老百姓:你们都是无知的小人、卑鄙的告密者,不敢闹事的胆小鬼、天生的撤谎者。中国能考上大学的、能出国留学的,全是撒谎和骗人的高手。而道德高尚的老实人只能落到去工厂当工人或到农村种地的可怜下场。 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是好东西!
这一对美国记者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中国的5000年文化、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中国人捍卫钓鱼岛主权的斗争进行了只有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才具备的那种装腔作势、指手画脚式的教训(finger and lecture)。
他们演讲完毕,听众们兴致仍然盎然,在讲台前排起了长队,请这对夫妇在新书上签名并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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