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来世界银行驳斥了吴弘达的诽谤，尽管联合国大会组织者后来宣布参加北京世妇会的代表达到了创纪录的5万人，美国媒体对于前面他们发表的不真实的报道决不作任何更正，试图让丑化中国人的虚假信息永远停留在美国公众的脑海里。

　　二、大胆编造假数宇，重复一千遍，灌输给公众，使之成为人们认定的真理

　　一个美国记者毫无掩饰地对我说，美国人就是要看到台湾、西藏、新疆、内蒙，甚至满洲（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我记得，有一次，《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问我老家是哪里，我说 是东北。他说：“你们东北有没有像西藏达赖这样的精神领袖，领导满洲人民与中国人斗争？”我听了他的问话，为这位美国同行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可悲。《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之音等美国媒体为了在这方面获得宣传效杲，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政治需要，完全拋弃了新闻的真实性，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数字，妄图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制造仇恨，煽动民族分裂情绪和制造骚乱，破坏中国边疆地区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最终达到彻底搞垮中国的目的。如美国的煤体只要一提到西藏，就要加上这样的背景：“中国人在西藏施行民族淸洗，屠杀了100万藏人”；一提到达赖，就要讲他在世界上有“5000万信徒”；一提到新疆就要说“东土耳其斯坦”，并胡说中国的大部分石油来自新疆，以图引起新疆穆斯林的不满。再如，由于美国媒体的顽固不化的灌输，美国公众普遍认为中国游泳和跳水运动员的好成绩是由于服兴奋剂、野蛮的训练方法和虐待儿童带来的。美国媒体制造虚假数字和信息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他们编造的那些天方夜谭似的“新闻”，把对中国人仇恨和蔑视的种子埋在美国公众心中，达到他们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在文化上、精神上、价值观念上和贸易上孤立乃至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

　　三、美国记者常常是不做任何实证调查

　　我在《华盛顿邮报》访问工作期间，该报的编辑要求我对稿件中的每一个事实都要再三核实（double check），而美国记者在报道和评论中国的发展时，却很不尊重历史相事实，选用的事实和引语（facts and quotes）都是非常不平衡并常断章取义（unbalanced and often of context），并且都是对中国不利的事实。

　　美国的记者甚至不做任何采访，把一切来自中国的正面消息都说成是假的，对中国政府部门安排的采访对象或单位都不屑一顾。例如，以直接选举为标志的中国村级民主不管多么不完善，它对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必定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这种基层民主试验嗤之以鼻。他们在这方面的报道给人的印象只有四个字：都是假的。再如，1996年1月7日，美国一个名叫“亚洲人权观察”的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中国利用办孤儿院“有系统地”残害儿童，暗示那些在孤儿院照料孤儿的阿姨和大妈都是没有心肝、和纳粹分子一样残忍的杀人魔王。为了澄清真相，中国外交部在“人权观察”报告发表的第二天，就组织19家西方媒体驻华记者赶到上海那所孤儿院采访。那天，一些西方记者双手插在口袋里，一不记笔记，二不提问题，表面上心不在焉地在孤儿院内东走西逛。当他们走进孤儿院的电脑室时，《纽约时报》记者邰培德打开一台显示器。出乎他的意料，荧屏上出现了电视节目。他像发现了重要疑点一样兴奋地大叫起来：“看！这里摆的都是电视机，根本不是电脑！”孤儿院的一位老师走过来， 告诉他这是孩子们用的学习机，并且示范给他看。这位《纽约时报》记者顿时变得很沮丧。在另一个房间里，美联社的一个女士看到了墙上贴的儿童画：“这些真是孤儿画的吗？”回答是肯定的。于是她粗暴地扯下其中一幅画大声喊道：“谁是唐元青？”画的作者、一位5岁的女孩答应了。突然，这位美国女记者冲着小元靑挥舞着那张画，几乎像警察审问小偷一样逼问：“告诉我，是你画的这张画吗？ ”“不是你画的吧？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吓，女孩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站在她旁边的一个4岁男孩替她说道：“这是唐元青画的小蝌蚪找妈妈。”

　　四、大量引用或发表政治上有明显倾向性的新闻来源和评论

　　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政治消息中，经常大量引用那些与他们在政治观点上认同的美国专家、学者、教授对其报道所作的分析、评论和背景介绍。美国大报在对中国的政治分析中，绝对不会引用同情中国的消息来源，而是固定在林培瑞、 奥克森伯格等少数几个极端反华反共分子身上。美国记者还用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测充当事实性言论，煽动美国人，甚至中国的邻国敌视中国，在国际上孤立中国。

　　美国媒体只采访和相信跟他们政治观点一样的人、极个别公开背叛祖国的人或是他们培养的持不同政见者。芙国记者以仇恨和恐惧的目光看着中国街头老百姓和大学校园里大学生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对美国价值观念的日渐疏远，他们对那些兢兢此业干事业，追求过一种安定、和睦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中国老百姓、大学教授、工厂工人、政府公务员从来不做报道，他们的笔墨和版面必须90%以上用在培养和造就那几个丑化自己民族和文化的人的身上。例如，当上海一个医生拿着一份她拼造的材料，通过供养她的“亚洲人权观察”组织，散发给美国的新闻界，美国记者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似的，把这份诬蔑中国孤儿院保育人员屠杀婴儿的材料炒了好长一阵子。最后连美国老百姓都看不下去了，纷纷著文进行批评。吴弘达被放回去后，硬说世界银行资助的一个企业以劳改犯作为劳动力。世界银行经过调查，发表正式报告予以否定。连美国政府都不得不接受这个调查结果，而美国的新闻界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帮他说话。这类被中国人民视为垃圾的人物，却被美国主流媒体当作宝贝一样亲密地搂在怀里。

　　五、大量使用带有倾向性的动词、副词甚至形容词，暗示他们的政治倾向，掩饰他们的政治偏见

　　例如，美国媒体关于在上海孤儿院的报道中多次提到，曾任上海儿童福利院副院长并发表过多篇医学论文的韩伟成大夫，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但无论是在稿件中或采访中，没有一个美国记者称他“韩大夫”。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位从这家孤儿院辞职后到了美国并向“人权观察”提供了所谓内幕情况的张淑云，从未当过医生，仅当过福利院的化验员，但美国的媒体口口声声地称她为“张大夫”。再如，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时，总要在前面加上“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等动人的修饰字眼，在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时，总是在前面加上“残酷”、“不受欢迎的”之类的形容词，在政治上处处显示他们的倾向，强奸民意。

　　由此可见，美国媒体的公正和真实性何在？《华盛顿邮报记者手册》规定，新闻报道中，在描绘报道对象时，不得使用 “拒绝”、“尽管”、“悄悄地”、“承认”等带有记者倾向的词语。但美国记者发自中国的消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正是这些。

　　六、片面地引用采访对象的话或不全面地引用数字

　　美国记者在发自中国的报道中，经常不负责地滥用采访对象的谈话，经常在一篇报道中，故意删去关键的事实和数据，以满足他们自己报道上的政治需要。如两年前，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社会抽样调查，说明65%的市民对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改革表示满意。但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在报道这件事时，从题目到导语，都耸人听闻地写道：“调查表明，高达35%的中国人对改革不满”，而闭口不提大部分被调查对象是拥护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

　　七、老谋深算，充分发挥“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作用

　　为了嬴得读者和观众，他们大肆制造不利于中国人的與论，渲染气氛，通过所谓“抢时效”等各种不正当的新闻手段扩大影响，散布他们诬蔑中国人的言论。

　　此外，美国记者还把政治偏见掺杂在所有的来自中国的报道中。

　　美国人是很情绪化的，情绪很容易被煽动起来，但如不火上加油，会很快凉下去。到了1995年年底，公众开始忘记了吴弘达的名字。美国政界和商界又开始了主张对华采取接觖而不是围堵的政策。这着实令美国媒体和那些骨子里歧视中国人的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感到不安。他们又开始寻求新的、更能煽情的仇视中国人和妖魔化中国人的弹药和题材。这在前面提及的“上海孤儿院事件”中有充分体现。

　　1996年1月5日，与美国媒体关系异常密切的亚洲人权组织向美国新闻界提供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中国政府办的上海孤儿院正在蓄意屠杀婴儿，把没死的孩子送到火化场烧死。”当时在北京的西方20几家主要新闻机构都收到了蓄意编造的这份报告。在这次精心策划的新闻事件中，亚洲人权组织把这份材料散发给了所有的西方新闻机构，唯独没有给中国的任何一家国内或驻外的新闻机构，更没有散发给中国任何政府机构，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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