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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下,学术和知识的转型不可避免。美国社会和人文科学界这时也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内战”,对几十年间形成的学术规范、模式、方法和学科的基本知识预设等问题。特别是对学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抨击和争论。
然而,美国的中国学内部的自我批判和反省,却是难而又难。相对美国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国学领域却墨守成规,变革的呼声微乎其微,近乎死水微澜。对此现象,有些学者早有异议。如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和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几十年来美国汉学一直受到东方主义偏见和冷战意识形态主导,对此虽有反省和揭露,但这种反省却一直没有什么影响和成效。迈斯纳和德里克这两位学者从来就不赞成中国学的反共和冷战的简单化模式,他们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但是,他们的观点也很少被美国学术界的主流所接受。
在这方面,我自己的经历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我是80年代初来美国的,专业是比较文学。来以后正好遇上了美国人文学科的自我反省、批判的高潮。后来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大学任教,在学术上接触了许多与中国学有关的人与事,对美国的中国学有所认识,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
我前面说过,中国学是一个多学科的区域研究范围,主要由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为首,文学研究的地位不高。美国学者对于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现代文学一向不屑一顾,中国学家们也同样如此。他们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没有文学价值,也不值得当作文学来研究,最多可以作为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文献来参考。
首先打破了这种偏见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学者夏志淸教授。他196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英文著作,虽以小说为主,但涉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个方面。夏志清的这部书,不仅向美国读者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的文学价值,而且在美国学术界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我与夏教授是比较熟的。他是上海人,40年代末来到美国留学,师从耶鲁大学英文系文学批评大师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专攻19、20世纪英国小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1990年,那时他已快要退休了,人很瘦,但精神很好。夏教授一副绅士模样,风度非常优雅,说话极风趣,待人又特别热情。一开口,就让人没有丝毫的拘束。我后来见过他多次,有几回去纽约办事,顺道去拜访他,他都热情地请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中国餐馆吃晚饭。
夏志清是美国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但当年他开始涉猎中国文学,却是不得已改行的。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自序中,对此有生动翔实的描写。他谈到,取得博士学位之前,他就开始为饭碗担心。当时一个外国人,要想在美国谋一个英文系的教职,谈何容易。这时有一位学者从美国国务院拿到一笔研究基金,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就找到夏志清合作。研究课题实际上是要为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提供有关中国的常识。就这样,夏志清开始了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并由浅入深,钻研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夏志清从不掩饰他的反共的立场和态度,但在写文学史的时侯,他又强调,他主要关心的只是文学的内在艺术价值。他的书成了一部学术经典,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开列了一张经典作品名单,西方学术界都以此为依据,后来对中国国内学术界也有较大影响。
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反复阅读了夏志清教授的书。一方面我感到他的书很开眼界;另一方面又感到书中有许多偏颇的问题,他的许多观点我也不能接受。比如他基本上对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持否定态度,而竭力抬高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特别是张爱玲的反共作品。他在评论中国许多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时,也主要以19、20世纪西方文学为判断标准。我同时还看了美国许多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有许多想法。为了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我就写了一篇题为《政治与批评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的学术论文。我的论文讨论了夏志淸的文学史,也谈到其他学者的学术观点。我主要对美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状况提出了批评。我指出,美囯现代文学研究受冷战和反共意识形态影响太深,而且至今仍缺乏自省和自我批评精神。
我的这个提法是比较尖锐的。但我想,在目前学术反省的“大气候”下面,与法国文学、英美文学以及一些非西方文学的学术领域内的激烈批评相比,我的提法实际上是很客气的了。我虽然点了像夏志清教授这样的一些大学者的名,但语气还是很委婉的。而且在文章中,我并非多此一举地一再重申,对于我批评的这些学者本人,我都是很尊重的。事实也是如此,如我与夏先生的私人交往中,他对我很友好,我也一直对他很敬重。
我把这篇论文投给美国的学术季刊《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没想到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我的文章发表在杂志1993年的第1期。该期便以我的论文为重点,同期发表了另外一个学者的文章,对我的论文作出批评。有一位美国学者也是学界权威,非常认真,写了很长一篇文章,对我的观点作了几乎遂字遂句的反驳。另有一位,则是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同样是学比较文学的,毕业后在美国大学找到一份教职。这位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全部是按中共的路线和政策制造出来的“极枯燥无味的宣传品”,并指责我用西方理论来为中共路线辩护。这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又以他亲身经历的“中国经验”来力陈中共的十恶不赦,以及受中共路线引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如何不忍卒读。
第三位学者,就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林培瑞教授,他的文章是放在这期专辑首篇作为前言的。
这位林教授在文章里,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架式,认为人文学科的争论是无所谓非要取得一致意见不可的。他也承认,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开始都是由美国政府机构赞助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敌人”。但接下来,话题一转,就不无鄙夷地评判起我对夏志清等的批评来。他认为这不过是新一代年轻人对老一代人的不服气,今天的刘康用新的西方理论来指责昨天夏志清的西方观点已经过时,让他们俩倒个个儿,换个位置怎么样?而且像夏志凊和刘康这样的华裔学者,都充满了某种中国情结,批评中国或赞美中国,都离不开狭隘的民族意识。林培瑞又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有害无益,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于中国问题来说,也是有害无益。林培瑞教授又把对美国社会科学固有模式造成很大烕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大嘲讽了一番。这时他完全放弃了客观公正的姿态,口气近乎漫骂了。我联想到哈佛的老汉学家史华慈教授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实事求是、虚怀若谷的态度,对林培瑞的刻薄和学术上的肤浅,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
但更让我惊讶的还在后头。
按学术刊物一般的常规,我是可以对这么多的批评提出反批评的,至少能够表达我的意见。但我向《近代中国》编辑部提出这个要求时,却受到拒绝,理由是该杂志从来就没有这个规矩。我只好作罢。然而,在这以后的许多不同场合,都有人批评指责我的文章。这其实井非坏事。有人批评,说明你的观点受到重视。但有好几次,我比较熟的中国同学和同行告诉我,有原来来自台湾的某个学者在一些学术会议上举我为例说中国大陆的留学屮,有一股霸气,表现了大汉族主义,值得美国学术界警惕。也有其他人在会上附和。这些同学又告诉我,我的文章闯了娲,给美国汉学界留下了坏印象,殃及池魚,影响了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我听了,感到十分不安。
好几年了,我有意不去参加中国学的各种会议,避免因抛头露面而引起更多误会。我一直埋头作我的研究,并在中国学圈子之外的学术界努力学习与开拓。我的学术观点渐渐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注意,并提前获得了终身教授的位置。但我始终对《近代中国》的那场争论感到迷惑不解。我对我写的那篇文章,从未后悔过,但对美国的中国学小圈子里某些人的作风,却深感失望。
最让我失望的,是美国的中国学不愿作自我反省,死守固有的意识形态教条和冷战时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冷战结束了,大家都在深剡反思二元对立模式的危害性。但美国学术界总有那么一些人,以冷战时代的卫道士和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辩护人自居。如哈佛大学的教授亨廷顿,最近又编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奇谈怪论。他声称在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儒家文明将要和伊斯兰文明结盟,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对抗。这种哗众取宠的谬论,掩盖了美国霸权主义在全世界到处伸手的事实,但也的确道出了某些坚持西方中心论和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的心声。
美国许多严肃的学者对亨廷顿的谬论嗤之以鼻。但中国学的一些“权威”和“专家”,却立刻顺着亨廷顿的调子,大肆攻击起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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