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当局在一份有关报告中指出，尽管中方保证要打击盗版行为，“但盗版行为仍然猖獗，美国工业所受到的经济损失仍然在增加”。但美国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表明中国政府参与了盗版生产。不错，可能有几家国有工厂生产过盗版音像制品。但国有企业也是单独的法人，政府并不对其行为负责，何况不少国有企业已被承包给个人。再则，某家工厂生产过盗版音像制品并不意味着它专门生产音像制品。美国方面要求关闭整个工厂的做法实属过分，最多也不过是要求有关工厂停止生产盗版产品。

　　何况，美方的要求也不符合自己提倡的“正常手续”（dueprocess）。如果美方厂家发现中方有盗版行为，本应该聘请中国律师作为代理，向中囯法院提请申诉，要求查封有关厂家，不少美国厂家也是这样做了。如微软（Microsoft）、可口可乐等，中国法院也几乎是有求必应。但美国政府仍觉得中方不够雷厉风行，恨不能让中方拿着美方提供的名单“挨家挨户” 地去封厂抓人。美国鼓吹的所谓“正常手续”的要髄就是被告应该有个辩解的机会。而美方现在要求中方采取的行政措施根本就容不得被告申诉辩解。

　　美方称美国每年因中国盗版而损失20亿美元，这显然是夸大其辞了。美国提法的基点是如果消费者不买盗版产品的话，必然转而购买美国的正宗产品。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大多数中国消费者不可能用数倍的钱去买美国的所谓正宗产品。

　　美国之所以气势洇汹，是因为美国的出口能力下降，对华贸易出现逆差，据美方估计，199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40亿美元，预计今年的贸易逆差额还会上升。如果将贸易比作牌局，美国人就像输急了的牌手，千方百计地要对对手横加限制。

　　而克林顿当局选择音像制品为突玻口向中国发起进攻也并非偶然。克林顿在总统初选时深得好莱坞电影界的鼎力相助，必然要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当然要为好莱坞的朋友们扩大海外市场。好莱坞电影在欧洲几乎是横扫影院，独领风骚，在日本和香港也有半壁河山，唯独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仍有自己的国产影片在死死抗争。

　　中美贸易美方出现逆差，并非是中国向美国关闭市场，而是美国自己寻找种种借口，不向中国出售可以提高其生产力的高技术，美国只愿意向中国倾销好莱坞影片，让一般中国人掏几天的工资看一场美国电影。当然，这比本世纪初中美贸易出现逆差时美国伙同英国用武力强行向中国出售鸦片要算是文明的多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96年9月27日，坎特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长吴仪共同主持了美中商业联合委员会会议，经过商讨后已决定，美国在北京将设立一个所有权核查办公室，帮助中国打击盗版活动，并建立一个联络工作组，处理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遇到的“日常问题”。美国终于能够如愿以偿，直接在北京建立常设机构，为其大公司财团服务。

　　中方的让步已表示出中国对促进中美贸易谈判的极大诚意。既然美国已经在华设有常设机构负责版权问题，美方已无权将盗版方面的问题再委过于中方。

　　二、最惠国待遇并非美国的恩施

　　“最惠国待遇”指一国向美国出口其产品时，美国对其产品的关税不高于其他国家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关税。实际上，最惠国待遇并非是一种殊荣，而是美国的大部分贸易伙伴都享有的一种基本待遇。因此，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本是理所当然的，并非恩施。如果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则是一种歧视性行为。

　　1989年之后，美国历届政府与国会总要借题发挥，在是否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真真假假地闹一回。当政总统先提一大堆延长的困难，通常是要中国让步，说是不然的活，国会议员的工作就做不通。而议员先生们决不会错过在媒体上亮相的好机会。有些议员更是捶胸顿足，就差声泪俱下了。纽约的参议员马拉汉在参议院发言时居然掏出一双袜子，拎在手中，一口咬定这双袜子是中国监狱中犯人做的，所以美国必须不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可是，吵闹归吵闹，每年美国总统都决定延长最惠国待遇。国会每次投票的结果也是支持总统。两国的贸易额实在太大了，美国的领导人也不敢轻易触发一场贸易战。中国现在已成为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贸易额从1980年的48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573亿美元。美国的主要跨国公司不但向中国出售产品，而且在中国开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的总裁们绝不愿意退出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何况欧洲和日本的商人早在旁边等着，只要美国公司前脚走，他们后脚便跟进来填补空缺。

　　克林顿总统对这一点当然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美国政府受点贸易损失他还能承受得了的话，美国的大公司可是他得罪不起的。议员们尽可以闹腾，但总统做事毕竟还得有些分寸。广义上的美国政府包括行政机构（白官）、立法机构（国会）和司法机构（法院）。但严格地说，只有总统领导的行政机构才是政府，对管理国家负责。国会只负责立法，并不参与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而延长最惠国待遇并不涉及任何立法问题，决策属于总统的职权范囿，由总统以行政命令方式作出。从程序上说，一旦总统作出决定，参众两院都必须以多数票反对，才能推翻总统的决定。

　　而议员们（包括不少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员们）并未失去理智，他们并不愿意看到美国本身受到贸易损失，所以每次有人反对，但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其实，不少反对者之所以敢投票反对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因为他们知道会有足够的同事投票赞同延长最惠国待遇。议会政治经常是闹剧政治、戏台政治，得有正反两方唱对台戏，打打闹闹才可以吸引观众。美国议员们要对许多“大事”投票表态。最惠国待遇问题并非是最让议员先生们大动肝火的问题。美国政治中最激动人心的问题大概要算减税（或说增税）、医疗保健、枪支管理（美国人对枪支有特殊的爱好。有句名言是“吾爱吾家，但吾更爱真理”。在美国这句话有时不妨可改为“吾爱吾家，但吾更爱枪支、堕胎、同性恋的合法婚姻”等等）。除了内政问题，美国有许多老生常谈的外交问题，古巴、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之争、波黑问题，另加上许多突发事件。在这些问题上都要有人唱红睑，有人唱白脸，所以议员们免不了反串角色，今天唱红脸，明天唱白脸。但总统与参众两院中两党的领袖对投票结果早已心中有数，事先已经点过正负双方的票数，如有问题，白宫和两党领袖赶紧连夜做工作。有时总统亲自给当事人一个电话即可改变其立场。总统已开尊口，议员岂能拒绝。何况总统求人，日后议员连选连任时，总统只要在集会上露一下面、捧个场无疑就帮了大忙，议员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自然要上升许多。名人效应到处都重要，在美国尤其重要。遇到特别难缠的议员或是待别难以妥协的问题，总统还可以把人召到白宫，坐下来谈笔立刻成交的“现货”交易——或是修改议案本身，或是总统或总统所属政党在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一般交易总是能做成的。美国毕竟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社会。

　　当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非哈姆雷特王子的生与死的问题，也用不着克林顿总统亲自出马、四处求人。1996年5月21日克林顿提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27日该提案在参议院付诸表决，以286票反对，141票赞成而被否决。投票反对该提案的共和党议员的票数为167票，民主党议员的票数为119票。支持提案的共和党议员的票数为65票，民主党议员的票数为75票。可见，与克林顿总统唱反调的民主党议员还多于共和党议员人数，但克林顿无需与这些本党议员们一般见识，因为支持延长最惠国特遇的票数高于反对票数，这就足够了，克林顿根本无须为此事烦神。

　　最惠国待遇是不能不给的了，但骂中国还得照样骂。众议院又通过了一项提案，要求众议院的“银行”、“金融服务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 举行听证，了解中国的人权问题、武器扩散和贸易政策。通过该提案的票数是411票赞成，7票反对。

　　美国的议员先生们习惯于攻击和诋毁他人。他们得靠诋毀别人起家。如果没有把对手说成十恶不赦的绝话，练就一身颠倒黑白的本领，就无法击败对手而跻身政坛。找别人的缺点比我自己的优点总是要容易得多。当初克林顿在台下的时候也是大骂台上的布什对中国一味地叩头。美国议员对中国的非议并不能否定中国，但国人似有必要知道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攻击近乎于丧心病狂。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乔.斯尔波罗夫称：“这些人的思维与我们不一样。他们的价值现与我们的价值观不同。他们只知道美国在不断地给他们叩头。”

　　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拉尔德.B.H.所罗门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点是在全世界注重人的基本待遇，可这项外交政策难道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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