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不想就事论事。那样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孙嘉淦受到鼓励，脸色涨得通红，侃侃言道：“正为主上威重望高，已收天下之心，臣要提醒陛下三习一弊。”
　　“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主上出一言而盈庭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臣民们确是出自本心，但您耳朵里整日装的都是这些颂圣的话，也就听习惯了。只要不是称颂，就会看作是拂逆，看作是木讷，就会觉得是笨。这样久了，颂扬得不得体的，也就觉得是不恭了。”
　　“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主上您每天见的，都是趋跪叩首，诌笑媚迎。您登极以来惴惴小心，极少错误。您越聪明，下面越觉得自己笨，您越能干下面就越服您，这原也是好事。但时日久了，只要不媚您，就会觉得是触犯您了。”
　　“天下事，见得多了便觉得不足为奇，办得多了便都觉得是老生常谈。问人，听不到自己的短处；反躬自省，又寻不到过失。要作的事自信都是对的；发的令，自信它必然通行无滞。时日一久，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乾隆透了一口气，显然，他没有想到孙嘉淦并没有就事论事地讲说伪奏折中的那些事，也似乎并不急于弄清造作伪奏折的人。这样奏谏既不伤自尊，又切中要害。乾隆不禁暗思：“不愧名臣，一步步铺陈，看似平淡，其实咄咄逼人。”想着，笑道：“当年你谏先帝三事，朕没有亲见，也是这么从容么，这说的是‘三习’，那么‘一弊’呢？朕洗耳恭听。”
　　“不敢。”孙嘉淦正容说道，“当年谏先帝，是直指政务失当，冒死上言，自然是谔谔而言。主上现在并无大政失误，臣不过以一得之虑，防患于未然罢了。自然是侃侃而言——有了这‘三习’，自然就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臣亲眼见皇上摒弃内侍干政，凡举制度皆是圣人之道仁君之心。原觉得这些话多余。但臣已经老了，皇上春秋鼎盛，有万里前程，心里有这些话不说也就是事君不诚。近君子而远小人，这道理就是三四等的皇帝也都懂。哪个皇帝不以为自己用的是君子，而是小人呢？”
　　乾隆怔怔望着孙嘉淦，叹道：“何尝不是这样！朕最怕误用小人，冤了君子。但小人和君子也大难分辨了。”
　　“皇上此心上通于天，是社稷之福。”孙嘉淦不紧不慢说道，“”德’为君子独有；‘才’君子小人共有；而且小人之才常常胜于君子。语言奏对，君子讷直，小人诌谀，这就和‘耳习’相应；奔走周旋，君子拙笨而小人伶俐，这又合了‘目习’；课考劳绩，君子常常孤行其意，又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工于显勤，这和‘心习’又相投了。时日长了，黑白可以变色，东西可以易位。所以《大学》里讲‘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真真的不容易！由此看来，治乱之机，决定于君子、小人的进退；进退，又掌握于人主的心意。人主不期望人敬，而自敬，于无过错时谨守，不敢自以为是。时时事事守着这自敬而不敢自是之心，王道治化哪有不昌盛的呢？”
　　乾隆一边听着，一边在地下来回踱步。老实说，孙嘉淦的这些话和他今日心境并不十分相投，显着是有点空泛。但对照那份伪奏折里头指责自己的那些细事，有的确实也不是捕风捉影。这个孙嘉淦到底是实指什么事呢？想着，乾隆问道：“你说的道理很清楚，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朕是很留心的。朕想的也许琐细，现在就觉得有小人作祟，但遍观诸臣，又难以实指啊！”遂将近来发生的诡谲怪异之事，以及在张廷玉府中所谈的都告诉了孙嘉淦。“头绪这么多，很觉得难以下手。锡公你有什么看法？”
　　“有线索的，明查；没有线索的，暗观。”孙嘉淦道：“比如说冒用我名义诽谤圣上的；山西张广泗插手军事，几乎导致全军败亡；一定要追究。若不追究，这类事就会越来越多。象八王议政这些事，皇上不妨再看看。是真的想恢复祖制，还是另有图谋。君子小人没有跳不过去的鸿沟。有些人根底好，但染了恶习就是小人。有些人原先好，后来会变成小人。也有的——当然很少——比如前朝名臣郭绣，先是贪官，后来一翻所为，成了挣挣君子。这个是没有什么一定之规的。所以臣说，治乱之道在哪里？就在皇上心中！您自己立心光明正大，这一条站稳了，进君子退小人就是自然之理。刻意地追求君子，寻查小人，反而是下乘之道了。”
　　乾隆脸一红，想到了棠儿：确实是人家丈夫在外立功，自己在后头……想着不禁一叹，却转了话题，问道：“你是康熙五十二年的进士吧？”
　　“是。”
　　“今年五十六岁？”
　　孙嘉淦瞟了乾隆一眼，不知他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些个，忙一欠身答道：“臣徒长马齿五十又八。”
　　“你说的虚岁。”乾隆笑道：“除了尹继善，就你这一层儿的大员，你还算年轻的。前段的病到底是什么情形，怎么有人传言，连你夫人都说你是因忧郁成疾的呢？”孙嘉淦笑道：“臣也不算年轻了，近年来胃气不好，不思饮食，今年越发不好。一半儿多都躺在床上。吓出病来的话是我夫人自己揣度出来的，外头谣言太多了，臣心里烦闷，郁郁寡欢也是真的。今儿来见主子，也想请恩准回籍休养。臣身子骨也真是顶不下来了。”乾隆笑着追问：“真的不为那些谣言？你就一点也不忧谗畏讥？”
　　孙嘉淦低着头想了想，说道：“圣上这话，臣也仔细想过。臣之成名，在于臣当年犯颜直谏，臣之败名，恐怕也要败在这‘好名’二字上。平心而论，说到才，臣和史贻直相似，并不出奇，都有点盛名难副。如今主明臣良，眼见世事昌明，臣有全名全身而退的心。要从这一条说，忧谗畏讥的心是有的。”
　　“你不能退。预备着有生之年在朕跟前侍候吧！”乾隆笑道：“朕想来想去，你还是去当都御史，所以问你年岁。这个官要不作事，几个月写一封应景儿的折子，闲散得很；要作事，一年到头有忙不完的事。朕就要你去作御史。身子骨顶得，就多作些；顶不住，你就坐镇都察院给朕压压邪也是好的。现在朝内有一股邪气，查之无影，察之无踪，专门诽谤圣祖、世宗和朕躬，这个假奏折你是见到了的。朕若不是襟怀磊落，无纤毫心障，焉肯把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原文发给六部？诬蔑朕躬，朕也还能咽了，现今有些事，涉及圣祖、先帝，朕若撂开手，也难慰圣祖、世宗在天之灵。在朕即为不孝之君。所以，这份伪折的事，朕已经发给刘统勋追查去了。找出主谋人，朕治他乱国之罪！”孙嘉淦道：“皇上这是正大之心、金石之言。这类事，即使是诽谤当今，也是不能容的。臣是当了一辈子御史的人，如今当都御史原无不可。但臣请允许御史风闻奏事。不如此，不能有所振作。”
　　风闻奏事是康熙晚年废止了的一项奏事制度。当时因皇子争夺储位各立门户，御史们仗了“风闻”奏事无罪，将道听途说、各为其主互相攻汗的事，也一齐奏来，把朝廷的言政搅得乌烟瘴气。康熙震怒之下，下诏“不许将传闻之事贸然上奏。凡举发不实者，得反坐”。既然奏报不实要反坐，御史们便一齐钳口不言，弄得死气沉沉。乾隆听了沉默移时，说道：“这是件大事，朕和上书房、军机处商量一下再下诏。风闻奏事有他好的一面，可以鼓励言官大胆说话，但有的人借机兴风作浪，唯恐朝局不乱，甚或将恶名加于君父之身，自己沽名钓誉，朕也十分讨厌。可否折中一下，凡言事有实有据，激烈上陈者无罪，而且要记档考绩。凡敷衍塞责或捕风捉影全无根据者，虽不反坐，但也要有所惩处。这些细事，你弄个条陈进来参酌着办。”孙嘉淦见乾隆起身，便忙也起身要辞。乾隆将手虚按一下，说道：“今年南闲学政，要点你和尹继善留心选几个好的来殿试。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了个条陈，请废时文，这件事也要议，回头将他的原折发给你看。”
　　“废时文圣祖爷时曾有过诏谕。”孙嘉淦正容答道：“取士之道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以时文取士，已经四百年，人人知道这东西浮华无用，既不能明道也不能适性，腐烂抄袭，名实皆空。但不能废除，只因谁也想不出比这个更好的取士办法。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臣主持山东乡试时，以《时鸡》为题。有个秀才就写‘此黑鸡耶，白鸡耶，抑不黑不白之鸡耶？’臣看了大笑，批了个‘芦花鸡’。再往下看，又是自设一问‘此公鸡耶，母鸡耶，抑不公不母之鸡耶’，臣只好批‘阉鸡’……”
　　他没说完，乾隆笑得一口茶全喷了出来：“批得好……朕一向以为你只会终日板着个面孔，不料还有这份诙谐！”孙嘉淦叹道：“臣只能循理而行。侍君有侍君之道，事友有事友之理，待下有待下之情，臣说的是实事，不敢在这金阙之下与人主诙谐。”他又恢复了庄容。
　　乾隆正在兴头上，忽然又听孙嘉淦这番言语，谈兴顿时又被冲得干干净净。他看出孙嘉淦内心那座牢不可破的城府了：侍君、事友、待下，都自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规范，在这个自定的规范面前，越出一步他也是不肯的。乾隆感念之下肃然起敬，缓缓回到炕上盘膝端坐，说道：“你十九岁手刃杀母仇敌，二十五岁入清秘之林，成国家栋梁，得之于圣祖，显之于世宗，到朕手里，要拿你当国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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