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的时候，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积极，可每次让他值班，他都悄悄地运点东西到外面藏起来，然后再出去卖掉。有一次，我刚给他们借完钱买上吃的往厂里拉，就看到他在往厂外滚铁桶，把我气得，下车就扇了他几个耳光，踢了他几脚。当然，也不会打得太重，打伤了，还是得我出钱去医院医治。光是王波，就这么先打，再做思想工作，反反复复都不下十多次。”

　　王波只是其中一个。李继东说，像他这样的，重生厂里太多了。李继东安排的正常的工作人员混在他们之中当“内线”，所以，即使他不在厂里，也能对情况了如指掌。

　　除了家贼，为女人争风吃醋打架也曾经是让李继东解决不完的问题。“在这里，女的只有几个，漂不漂亮都有人追，而且是好多人一起追。于是，我就在他们互相愿意的情况下，给他们安排夫妻房，不准其他人再追。有学员跟我说：‘东哥，我们也有生理需求呀！’我说：‘我知道你们有生理需求，但有什么办法？得了这病，就阴悄悄地过吧，实在不行了就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当做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要是运气好，我再在外面收点女感染者回来。’”

　　17岁的巴度是重生厂最小的。他是所有姑娘的“男朋友”，只有他才有权利跟别人的女朋友勾肩搭背地走来走去，因为女人们都把他当做小弟弟。我见到他时，他正在跟傣族学员学打象腿鼓。巴度并不觉得自己小，他说他是大人了，因为他梦见有个女的要他舔她的脚。巴度是14岁时来的，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他只是看着早上还在教他弹吉他的哥哥，晚上送去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东哥说，他走了。李继东给他买来小兔小鸭子，最多的时候巴度同时养了14只小动物，巴度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走”，其他人也都不知道他们自己什么时候会“走”。

　　六

　　一听到学员要请假回家，李继东心里总会咯噔一下。很多次了，他们早上刚提出请假回家，下午却进了医院，到晚上就“走了”。

　　那是他们的回光返照。

　　李继东记得那个叫胡浩的学员。那天胡浩很早就爬起来，先是在池塘边唱歌，然后打电话给李继东，要跟他拉家常。电话里，胡浩说自己想回家，说自己回去后肯定好好做人，还说自己想吃鸡腿，想喝酸奶。李继东感觉不对，就买了鸡腿和酸奶过去。吃完七个鸡腿喝完两瓶酸奶之后，中午胡浩就开始发高烧。李继东叫人把他送去医院。下午的时候，胡浩不断给他打电话，说想见他。李继东带了四个人去陪他吹牛，一直吹到晚上九点钟，这时，医生敲了敲玻璃让李继东出来签病危通知书。

　　“我刚写下‘胡’字，突然下意识地一抬头，隔着玻璃，我看见他脑袋一歪，走了。他爹妈死得早，只有一个姐姐，我给他姐姐打电话，他姐姐说：‘直接烧了吧！我不来了，我弟弟没有后代，骨灰也不用留了，直接让风吹走吧！’”李继东讲这话的时候，流露出某种难以形容的伤感。他不愿意去医院，没人愿意不停地面对熟悉者的死亡。

　　但每次，要走的学员都想见他最后一面。类似送走胡浩的经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回了，而且注定还会继续。

　　“想那么多干什么？每天要死那么多人，自杀的，他杀的，生病的，车祸的。想得过来吗？”李继东突然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还是用脚趾按开连通饮水机的电源，泡普洱茶给我喝。

　　“多喝普洱茶，对身体绝对有好处。根据医学指标，艾滋病病人的CD4（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在200以下就会发病，但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人CD4在180以下还是没有发病，我什么药都不给他们吃，就给他们喝普洱茶。这东西，我们这儿满地都是。”李继东得意地说。

　　七

　　喝茶的时候，李继东讨厌的卫生局局长的小车到了。除了局长外，还有两位女士，其中一位，李继东认识，她是思茅市疾病控制中心的防艾官员。另一位是他们介绍来的作家，从她名片上密密麻麻的介绍看，写过很多小说。

　　“听说你们这里有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女作家问。

　　“谁说的，我们这里怎么会有艾滋病感染者呢？疾控中心不说，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谁是感染者？”李继东没好气地回答。

　　“别这么说，人家是北京来的作家，再说，检测结果不也都告诉你了吗？”疾控中心的女士面色一下子变得难堪起来。

　　“那是我带去检测的人，你们能不告诉我吗？”李继东脸一沉，声音大了起来。

　　场面似乎有些尴尬，我便先溜了出去。

　　不一会儿，来访者走了。

　　很显然，那位疾控中心的女士也曾得罪过他。“那女的是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些荣誉，都是因为防艾得的。我当时的条件他们也了解，可她去跟省里的领导说我使用廉价劳动力。我倒是想使用廉价劳动力，可当时什么工程都不给我，我怎么个使用法？”李继东怒气冲冲地说。

　　“是她当时不了解你的情况吗？”

　　“她当然是最了解的！”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不是因为我反映他们不作为！”

　　对于那些获得荣誉称号的人，李继东是保留看法的。

　　2006年6月26日，居庸关长城上，纪念第19个“国际禁毒日”的活动正在举行。李继东以159996票排在“2005年度中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首位。他跟其他九位“禁毒人士”商量，建议大家把每人3000元奖金中的1000元捐出来给十名禁毒英烈的子女，可九位“人士”均以不同的理由拒绝了他的建议。有的说，他比他们还困难；有的说，这钱是集体的，他做不了主；有的说，还得把钱拿回去办更多的事情……

　　他灰心了，一言不发地把身上那条“2005年度中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的绶带解了下来，塞进旁边的垃圾桶里。掏出电话，开始拨号，叫人马上汇28000元钱过来，英烈子女每人1000元，其中上大学的3人每人再资助6000元学费。长城上，阳光明媚，媒体大大小小的闪光灯闪个不停。他没有出现在“十大禁毒人士”的合影里。

　　八

　　这天晚上，所有的学员都集中在空地上。过几天，这里将有一场晚会，来访的是思茅市某企业和工商联的领导，他们给重生厂捐了20台电脑。李继东是晚会的导演。

　　“挥挥手啊！你在唱歌还是在演僵尸！”32岁的李洪文木讷地站在空地中间时，李继东放下手中的茶杯大声地指挥着，“往中间走两步啊，再不动送去劳改！”“对，送去劳改……”人群里爆出一阵起哄的笑声。

　　什么路通往幸福？

　　什么心那么无助？

　　谁家的孩子躲在夜里哭？

　　青春在夜里凋谢，

　　是不是找不到归宿……

　　歌声伤感而充满磁性。李洪文手里拿着一个花露水瓶子，那是他的麦克风。

　　空地上没有灯光，在月光的映照下，李洪文身体的剪影木讷地晃动着。头顶上，磨思大桥上夜行的卡车呼啸而过；身后的池塘里，青蛙呱呱地伴唱。

　　我按捺住自己。月光下，一颗圆圆的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


　　国俊的快递单

　　一

　　陈国俊的食指停在半空中，皱起眉头。

　　电梯前有两个标着箭头的按钮：一个朝上，另一个向下。

　　“按那个向上的，表示自己要上去呢；还是按那个向下的，表示让电梯下来呢？”国俊心里犯了嘀咕。

　　这是他生平第二次乘电梯。

　　昨天是第一次。公司让张运听带着他跑了一天，运听是他的老乡。

　　国俊记得运听按下一个按钮，那按钮就亮了。昨天，运听跟他说了好多快递员需要注意的事情，他也使劲往心里记。但运听却没有告诉他上楼该按哪一个按钮，他只是自己按来着。到底是哪一个呢？国俊努力地想，但还是没想起来。

　　不用再想了，停在半空的食指也缩了回来，国俊注视着两个都被按亮了的按钮，心想：总有一个是对的。

　　电梯门开了。当它合上时，国俊从亮得像镜子一样的电梯里看到了自己的新衣服。那是一件灰色的羽绒服，穿在身上又暖又轻。尽管看不到后背，可他知道背上有一只奔跑的狮子，旁边还有公司的名字——瑞连通快递。这是公司免费发的。

　　国俊按亮了那个标着21的按钮。他要去的公司在21层。

　　长方形的绿色塑料牌还别在他的胸口。一路上，国俊总担心这后面的别针不怎么结实的牌子会被书包带子蹭掉。公司说：掉了工牌是要罚钱的。运听就被罚过，他掉的那块是红色的，老员工都别红色的。运听把补发的红牌子放到书包里，因为他怕再被罚钱。领导看到了，说：张运听，你为什么不戴工牌。于是，又罚了他10元钱。

　　国俊的绿牌子上刻着“8672”，那是他的工号。公司说：快件的取送是要责任到人的，必须桌对桌、人对人，所以，每张单子上都要签上你们牌子上的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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