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你们让很多普通老百姓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你们不作为！他当时被我说得不好意思，就说，‘保护感染者隐私权’是国家现在的政策，他们也没办法！晏记者，我只想问你一句，到底是少数人的‘隐私权’重要，还是多数人的‘生命权’重要？”

　　车窗外，茂密的山林里升起浓浓的雾气，宛如仙境。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三

　　从磨思公路出来，经过一家砖厂，拐进一个小桥洞，往前50米就是路的尽头。那儿有两扇铁栅栏门，门关着，但没有锁。前面立着两块圆牌子，白底红字写着“警戒”。

　　这里曾经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因为在磨思公路的高架桥下，刚开始，李继东叫它“磨思大桥下”，但现在附近的人都知道这里叫做“思茅重生厂”。

　　重生厂没有生产许可证，也没有税务登记证，因为这个“厂”不生产任何产品。

　　李继东按了两声喇叭，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飞奔过来，把门拉开。

　　“学员在干活呢！”李继东把艾滋病感染者叫做学员，“这里原来是一片没人要的沼泽地，后来我带着他们把地填平，挖了鱼塘，盖上房子，建起花园，现在，砖厂的人跑来说这片地是他们的。不得已，我就在门口竖上警戒牌，这叫‘保卫家园’。”

　　李继东带领我参观他所“保卫”的“家园”。他身材魁梧，面色黑黝，背有些驼，走路时手甩得老高，拖鞋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学员穿着短裤，赤裸着文满了各种图案的上身。他们之中有拉祜族、佤族、哈尼族……少数民族特征加之云南充足的阳光让他们呈现出诱人的古铜肤色。无论如何，这些体型健壮的年轻人都让人无法把他们和艾滋病感染者联系到一起。

　　艾滋病人管理者/高远摄

　　学员们在盖房子。政府一拨钱，李继东就让他们“建设家园”。头发染得黄黄的小伙子们有的和泥，有的砌墙，有的蹲在一旁晒太阳。李继东路过时，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敬畏。他不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会主动跟他说话。

　　“他们好像很怕你！”我说。

　　“必须让他们怕！这些人原来都是偷骗抢惯了的，他要不怕你，你怎么管理？”李继东点了支烟接着说，“有个老人在外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做同样的事情。我说，你是好心，但有好心未必能做成好事，给他们吃喝只是最简单的，你得随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这些人要是不怕你，聚在一起，将是特别危险的事情！”

　　那一次，几个感染者喝了整夜的酒，准备了三十多个啤酒瓶做的燃烧弹，准备去扔政府。李继东是在深夜一点赶到的。他往门口一站，看着这群衣冠不整、摇摇晃晃、眼色血红、充满愤怒的人。他们也看着他，场面一下安静了。他们抹着眼泪跪了下来。他们本打算在重生厂里悄悄地走完自己生命最后的旅程。可政府的人说，到李继东重生厂的人全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亲朋好友都知道了，于是，他们都很伤心，于是，喝了酒，做了燃烧弹……

　　“当时，我跟他们说，感染了就是感染了，这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去美国、去月球你们就没感染了？不可能的！虽然你们不能尽孝，但只要还平安地活着，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李继东讲话时有一种天生的霸气，有人说他长得像个土匪，也有人说他在“以暴制暴”，总之，关于他，有太多别人无法仿效的故事。

　　池塘边有一间小屋。门口拴着一只棕色毛的大狼狗。李继东带着我绕到屋子的另一面，那里有扇小窗户，借着微弱的光线，我见到屋子深处一个男人弓着身子，面朝墙躺在地上，旁边放着一个空碗。

　　这人曾经是个医生，得知自己感染之后，咬掉了自己的半根食指，接着就疯了。刚进来时，见谁咬谁，所以李继东只能把他关起来，每隔两天送一次饭。

　　“他姐姐觉得他可怜，跑来看他。他眼睛一鼓，上去就咬，还好，被我们的工作人员抓住头发，一把按在了地上。”李继东轻声说。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感觉有股冷风爬进了后背。

　　“我去跟检察院的人说，精神病院不收，公安局不要，我现在把人非法拘禁了，你们说怎么办吧？我是把人放了，还是给你们带来？他们说，你快去把他关好吧，你要把他放了，老百姓就得咬死我们！”

　　在一个被打得凹凸不平的台球案边上，李继东和我抽着烟。头顶上是高高的磨思大桥，汽车经过的呼啸声听上去有些怪异。李继东开始向我回忆他和他的重生厂。

　　四

　　李继东曾经是大老板，做过牛奶总代理，承包市政工程，生产预制板，开汽车修理厂……兴隆的生意，几百万元的身家。那时候，他甚至可以上午请朋友坐飞机到昆明吃顿午饭，下午再飞回来。2001年，李继东认识了杨明翔，杨明翔是澜沧县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副支队长。杨明翔经常一连好几天待在李继东庞大的汽修厂里，那里复杂的环境很受毒犯们的青睐，是蹲点守候的好地方。一来二去，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杨明翔调到戒毒所当所长，就提议让一些戒毒人员到李继东的预制板厂工作。正常工人当时是500块一个月，吸毒人员他给四百五一个月。一开始，李继东以为自己赚了，可后来发现吸毒人员生产技能低，五个抵一个。碍于面子，又不好退回去，结果就有了重生厂的故事。

　　当时来了78个人。国家规定强制戒毒所的强制期是一年。期满的时候，35个人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这些人都处在社会底层，如果出去以后报复社会，后果不堪设想，当杨明翔表现出焦虑时，李继东说：“以我的实力，把这些人养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他没有想到的是，预制板厂的其他工人很快跑光了，预制板厂不再生产预制板。人们听说他整天和艾滋病人打交道，也不再喝他送的牛奶，不再给他工程做，甚至连汽车修理厂也没人来了。在人们眼里，他成了感染者，一些老朋友见面也不再和他握手。生意，一下子都没了。

　　三十多人要吃饭，他开始不停地卖东西。2004年是情况最糟糕的一年，厂里的大铁门和机器都被拆下来卖了废铁，卖了502元，买回150斤大米，3天后米就吃完了，第4天，直到下午两点，三十多人都还没吃早饭，他就把修理厂里上千元的备胎折价300元卖了，一天又过了……就这样，他卖掉了自己的三辆车，甚至砸了儿子的存钱罐。

　　“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去挣钱，去享受生活，可偏偏老天安排我在做这些事，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让我孤独地做这些事情，你说我值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因为那是放弃这事最好的时机。可一想到这些人一出去，很多人的生命就没了，我就想再坚持一下，再去卖点东西，再去借点钱。”

　　转机是他坚持到2005年6月3日时出现的。那天，思茅市市长站在重生厂的茅草屋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太不容易了，个人承担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作为政府我们不能让你流汗又流泪，我们有义务帮你把他们管理好，让他们玩好、吃好、走好。”那天，市长在现场开了一天的办公会。政府决定：投入600万元给重生厂；划一处矿场供他免税开采；部分学员纳入低保，每月每人100元。当天晚上，之前一些消失了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一夜之间成了千万富翁，让他请客。他说：“我心甘情愿地把这些钱都给你，如果你们哪个愿意做、能做。”挂了电话，他就哭了。

　　看着李继东，我想象着他掉眼泪的样子，感觉有些奇怪。似乎他那种长相和他那种性格的男人是应该没有泪腺的。

　　“有一次，我儿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我拿什么去尽，我不敢带儿子去公园，不敢带他上街买东西，不敢给他开家长会，因为那些毒贩说我多管闲事，总想报复我。你想：这里的感染者，绝大多数是吸毒人员。我把他们控制起来，就等于把毒贩的饭碗砸了。控制了这些以贩养吸的零星毒贩，每年就可控制18250克毒品，让毒贩一年少赚3000多万元。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东哥，我不怕你，我是不要命的人。’我说：‘我早就是了！’”

　　五

　　重生厂内部也曾让李继东伤过不少脑筋。那些以偷养贩多年的学员，总是难改自己身上的恶习。正所谓——家贼难防。

　　“18块钱买的新锄头，5块钱卖了；5块钱买的草帽，5毛钱卖了；米面、油、衣服、凳子……甚至垃圾筒，只要你能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就都有本事拿出去卖了换酒喝，换酸角汁喝，换烟抽……”

　　“那家伙叫王波，别看他才22岁，可是能飞檐走壁的。”李继东指着远处一个正在砌砖的小伙子说，“他能像猴子一样藏在拐弯的路边的树上，货车一过，他跳进车厢，头上能顶五片石棉瓦或是夹两包水泥再跳下来。后来偷了27辆摩托车，判了两年，他在看守所里待了七个月后，检测出感染了，我就把他弄到了重生厂来。他的身世其实挺可怜的。父母在相隔四年后，在同一路段出了车祸，别人赔的30多万全被他吸毒吸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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