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虽然比不上现在的多姿多彩，却也让当地人无比羡慕，因为附近农民当时还在住土屋，点煤油灯。

　　在这个不毛之地，如果有人打听硫黄矿怎么走，别人会告诉他，顺着这条路走，突然看到一个灯火通明的热闹地方，那就到了。尽管空气中永远弥漫着臭鸡蛋味，尽管山坡上常年寸草不生，尽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可还是有很多人想到这里工作。一些附近的农民问：“同志，我可不可以进来劳改？”

　　三

　　硫黄矿里自然是要采硫黄的。

　　游嘉良当过采矿队的大队长，那时候，每天七点半，他都会准时站在操场上给那些下井的犯人点名，安排他们当日的工作。工作量是自上而下定的，劳改局下达一个总任务，监狱再分到各大队，大队再分到中队，中队分段，段再分小组，最后制成生产报表，考核完成。

　　任务不是他定的。有时候，碰到任务量突然加大，他就会对他们说：“这个工作量对大家是一个新挑战，你们有没有信心接受？”

　　“有！”犯人们总会声音洪亮地回答。他知道对于犯人来说，有没有信心，他们都得接受，自己多问一句，只是给他们一些鼓励而已。

　　通常这种时候，他还会换上工作服，戴上装着矿灯的安全帽，勒上口罩，顺着那条斜斜的巷道下井视察工作。他并不害怕。尽管“瓦斯爆炸”、“偏崩（从旁边垮）”、“冒顶（从上面塌方）”等一系列事故名称经常被人们提起，但他自己还是有必要下去。下井视察能调动犯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他相信这一点。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抓那些牢头狱霸的现形。逼迫其他犯人为自己劳动的现象不允许存在，可还是存在，即使劳动力不够，他也要把这些“抗改分子”送去严管队，因为他们不但不劳动，还会影响其他犯人的劳动情绪。在严管队里，这些“老大们”将喝不到热水，吃不到热菜，只有定量的干馒头。什么时候出严管队要看表现，少则三五日，多则几个月。

　　井下的硫黄味最呛人，很多犯人都觉得分到这个队最倒霉。他就挨个找他们谈心，消除他们下井的恐惧思想，请人给他们传授专业知识。后来，恰恰是那些当初下井队的犯人出狱后最厉害，他们熟悉井下构造、矿石分析，精通各种井下设备的使用和修理，很快就当上了小煤矿的老板，发了财。电视里偶尔会有关于监狱的节目播出。似乎在所有的监狱里，犯人床上的被子都叠成了豆腐块，脸盆拖鞋刷牙缸子排成了一条线……犯人们个个懂礼貌，人人爱学习，干部一进门，都会全体起立喊：干部好！

　　他的监狱也能看到这些，不过只有模范大队才有。记者来采访，编剧、演员来体验生活，上级领导、人大代表来视察工作，都会被带去那里。那里的犯人一言一行都被专门要求过。而其他监房则更像工人宿舍。大多数时候，犯人劳动回来都是该放衣服放衣服，该洗脸洗脸，然后倒在床上休息。每天的劳动都是满满的，豆腐块似的被子也没时间去叠，因为硫黄矿的犯人要三班倒。

　　四

　　逢年过节的时候工作最紧张，因为犯人开始思乡了。他得轮番找他们谈心，交流思想。他得组织开“节前教育会”，进行安全大检查，安排亲属接见，安排他们打“亲情电话”。

　　接见的时候从来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九点一过，他就用大喇叭叫那些来了亲人的犯人的名字，让他们出来排队。接见室并没有电视里出现的那样先进，只有铁栅栏和板凳，没有隔音玻璃和电话。犯人们总是各怀心事地等待着点名，然后接见，最后表情各异地出来。家人从不来探望的“遗弃犯”总会在这天脸上写满失落和悲伤。他们会眼泪汪汪地对他说：“我妈不要我了”，“我老婆跟我离婚了”，“我儿子不认我了”……

　　电话的免提键是要按下的，他的任务是盯着自己的手表，告诉他们：“抓紧说，每人只有一分钟。”犯人们有抓起电话想不起家里号码的，有占线的，有没人接的，有打错的，有被家人挂断电话的；通上了话，有哭的，有笑的，有发呆的……

　　除夕鞭炮响的时候，犯人最激动。他们会把玻璃瓶、罐头盖、汤匙等一切能弄出响声的物件往窗外扔。他们会狂喊“过年喽”，如果值班管教朝他们吼几句，他们会用更高的叫声压过去。大墙瞭望哨的探照灯总是狂扫个不停。

　　又是新的一年。

　　五

　　有时候，游嘉良觉得，手下的一些干警比犯人更难管理。他们总是抱怨“犯人是有期徒刑，管教干部是无期徒刑”。他觉得这都是些牢骚话，他不喜欢听。当他听到他们抱怨“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的时候，他就会问：“不是人待的，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年，难道我不是人吗？”

　　刚来的干警更令他啼笑皆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犯人隔离开来，宁愿自己饿着，也不吃工地食堂里犯人做的饭，他们怕犯人会下毒。尽管缺乏生产经验，但是他们还是固执地安排犯人照他们的想法去劳动，因为他们不相信犯人会改好，会好好劳动。他们没想过，大多数犯人都想好好表现，争取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争取减刑加分，早获自由。他发现他们似乎并不懂得这些最基本的道理。

　　尽管从1990年开始，国家就明文规定禁止体罚犯人，可体罚现象依然存在。犯人的素质参差不齐，管教也一样。有一次，有个管教发现四个犯人偷偷打麻将，就把犯人叫到院子里，让他们把水泥砖当成麻将打，自己则坐在一旁指挥，“码牌啊，摸牌啊，打啊，碰啊”，看着犯人哭丧着脸把水泥砖搬来搬去。一些打过犯人的干警外出时会提心吊胆，害怕遭到报复。

　　游嘉良想不出谁会报复他。他在基建队时盖房子的犯人，当上了包工头；他在下井队时挖硫黄的犯人，当上了小矿主；他在教育科时帮他出《新生报》的犯人，现在是县里广告公司的老板。只要在外面碰到他，他们还是叫他大队长，要招待他吃饭。

　　最让他懊恼的是那些思维被犯人带着走的管教。曾经有管教被犯人唆使着带他们出去在老百姓赶集时偷钱，然后分赃；也曾经有犯人唆使管教放他出去，然后也没收到钱；还有的犯人在外劳动时，看到路边卖水果的妇女，就把裤子脱光了大摇大摆走过去，然后趁妇女扭头蒙脸时偷别人箩筐里的水果，而管教则在一旁放风，看着是否有领导出现……

　　发现这样的管教干部，他总希望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不留情面。但这并不容易。不少干警都跟各级领导沾亲带故，软磨硬泡地往下压他。人情大过王法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尽管这是个特殊单位。

　　他工作起来总是全身心投入。长期亏损的四大队，他去了一年后，便有了30多万元的利润。他去哪个大队，哪个大队就离不开他。那些大队之所以扭亏为盈，离不开他的“整风”，而他严肃的“整风”也给他带了不少“风言风语”。他发现要好好地干成一件事真的好难。总是把一个大队干得有起色之后被迫离开。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还是当老师好，单纯。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每当他累得瘫在床上的时候，她会帮他脱下警服，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助他脱鞋，让他休息一会儿。她会把他疲惫的头枕到枕头上。

　　六

　　游嘉良在教育科当了三年科长。

　　入监队和出监队都归教育科管。在别人眼里，这是疗养的大队，没有生产任务。可游嘉良不喜欢待在教育科，教育科和生产大队在他眼里的区别好比“京官”和“封疆大臣”。他喜欢在生产第一线。月底时能够完成任务，让大家拿到奖金，自己得到表扬，尽到当大队长的责任，这才能让他满足。

　　出监队的犯人大多比入监队的开心。与入监队那些“新收”相比，出监队的纪律相对松散，虽说一天八小时的学习时间不让乱串，可从上到下，没人太在意这里的动静。他们的改造生活已接近尾声。他们这时变得遇事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只求平平安安回家去。他们成了“自由犯”，可以帮管教外出买买东西，办办事。这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服的是“残刑”。游嘉良时常能看得到他们脸上那种浮躁的情绪，他知道他们已经开始不断地回忆从前，向往自由，以往这些情绪都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压抑，现在越接近希望，便越表现出来。

　　不时有人办手续，取回他们留在账上的钱，等他们在登记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游嘉良就会把“释放证”发给他们，看着他们充满喜悦地从这里消失。偶尔，他能从他们的喜悦中看到一闪而过的迷惘，那迷惘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他们不知道出去之后要多久才能恢复一个正常人的感觉，追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没有信心。

　　七

　　不是谁对追上时代步伐都有信心，监狱也一样。

　　从1994年开始，监狱便开始追不上这个时代了。因为便宜，国家开始向加拿大进口硫黄。市场经济让中国的硫黄市场迅速疲软，监狱开始面临接连不断的冲击，犯人们挖出的硫黄卖不出去，可监狱局下达的指标还得完成，资金周转开始困难，只能节省开采成本，然而在科学有效地开采这一前提下，成本不够就开采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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