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效益不好以后，福利就越来越少了，伙食越来越差，干部压力越来越大，开采成本跟不上，犯人只有加班加点地做，通过超强的劳动才能完成生产任务。到后来，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只能是乱采滥伐，一所预计还可开采五十年的硫黄矿在十多年内可采资源迅速枯竭。

　　硫黄矿开始进入恶性循环的时候，管教开始把怨气发在犯人身上。犯人不时地挨打挨骂。每次游嘉良听到山坳里回响的枪声时，他知道，又有犯人跑了。

　　七八月间，收玉米的时候，犯人爱跑，他们能轻易地把自己藏到茂密的玉米地里。停电的夜晚，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的夜晚，犯人也爱跑。

　　犯人跑了就要去追。追之前，先要上报狱政科，调出档案分析，犯人可能会往什么方向跑，并制订追捕方案，然后到所有可能会经过的路段设伏蹲守。当地农民觉悟高，胆子大，只要听到枪响，他们也会提着锄头出来追，抓到逃犯，监狱是会给奖励的。路上守不到，就得赶紧去犯人家。在犯人家一蹲好几天是常有的事。有时能抓回来，有时抓不回来。抓不回来就要被扣钱。跑一个犯人，最先是500元，然后800元、1200元，最后是10000元。劳改局扣监区的钱，监区扣大队的钱，大队扣中队的钱，中队扣个人的钱，一层层地扣。跑了犯人的管教很长时间内都抬不起头，晋级、涨工资也都受影响，管教情绪更恶劣，犯人就更加痛苦，各种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伴随着监狱的下坡路。

　　八

　　再也挖不出硫黄了，领导们开始思考监狱的出路。刚开始，计划整体搬去旁边的金沙县搞煤矿，可偏巧那时候贵州发生了几起矿难，上面便没有批。于是，各个大队的队长就带着那些刑期短、表现好的犯人出去打临工，帮别人挖煤、修路、打石头……什么都做。

　　监狱一直熬到2002年才正式解散。那一年，贵州省监狱管理局进行布局调整，撤销一批长期亏损或是为适应时代需求而建在偏远之地的监狱。大方监狱两个条件都符合。

　　犯人们被转移到省内几个条件较好的监狱。命令一下，几分钟内犯人便打好了自己的背包；三天之内，这座关押了上千名服刑犯的大方监狱便再也不需要警戒，高墙电网的历史使命就此终结。

　　较之犯人转移的简单迅速，干警的分流相对复杂。有门路的自己调走，没门路的等待安排。整个过程中，最苦恼的是那些老婆在附近乡镇政府单位工作的人，干警分流只能在监狱系统调动，而附近已经没有监狱，要么干警辞职，要么老婆调动，要么两地分居，没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有了新去处的干警迅速变卖着自家带不走的家具和物件，价钱很低，便宜了当地人。大家都匆匆搬走，过客一样，没有什么眷恋的。

　　九

　　几十年来，监狱和当地人形成的是一个二元世界。监狱的子弟学校不招当地的学生，监狱自己发电，自己养猪，自己种菜，从不向当地人买东西，也不跟他们来往，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部给了他们难以控制的优越感。唯一的来往是给当地人赔钱，硫黄的烟熏死了他们的庄稼。刚开始，农民单纯，觉得监狱就是国家，赔多少是多少，说什么是什么。到了硫黄矿走下坡路的时候，农民却有了经济头脑，开始提出更多的赔偿。那时候，老天爷也似乎跟监狱过不去，时不时刮些怪风，把硫黄烟刮去一些之前从来到不了的庄稼地。于是，老百姓便会捧着被熏过的大白菜当着监狱领导的面捏成黄色的粉末，说，您看，昨天还是绿油油的，怎么赔吧！

　　不过，与此同时，国家刑罚的威慑力也在当地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的治安，一直都比附近村寨好。当地老百姓还意外地学会了一件本事，讲道理。过去，这里出现纠纷靠的是宗族势力和谁家男孩多，打架厉害。而在后期，经过和监狱长期的处理纠纷的实战训练，他们发现要在监狱干部面前捍卫自己的权利，只能是去跟他们讲道理，所以，附近村寨的农民都比别乡的更擅长讲道理。

　　几条岔路通往附近的寨子，他能隐隐听到寨子里的鸡鸣犬吠。一扇扇监房的门都敞开着，他突然间想去摸摸那些墙壁和地砖，敲一敲，看看会不会有地道，秘密夹层，或是伪装起来的门。他觉得自己有些好笑。他想起了每年过年的节前大检查，搜查违禁品。

　　他路过井口，硫黄矿早已封闭，井口外有一潭透着铁锈色的死水。他曾以为硫黄的味道将会伴随他一生，可现在却消散得无影无踪。他有些怀念那刺鼻的味道，它是消毒的，这让他从来不得什么皮肤病。他经过炼硫黄的混凝土燃料炉，一个老人正在费力地敲炉边的混凝土，以求弄到一点点钢筋。曾经带电的铁丝网也被村民剪掉了，透过瞭望哨被撬光了玻璃的窗户，他能看到监区里长疯了的野草，野草堆里散落着村民赶进来“圈养”的鸡。监区的电线杆被拉倒了，村民们把外面的水泥敲掉，把里面的钢筋拿去卖了。他经常作报告的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已是杂草丛生，礼堂顶上的瓦已经被揭光了，门、窗户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唯一令他欣慰的是不远处曾经布满硫黄灰的山坡有了绿色，那是当地人新栽的。

　　一路走着，他突然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每轮到他值班，他总是这样，到所有自己工作过的大队走一圈。天很蓝，阳光也很明媚柔和，只是，没人再叫他大队长，他再也没犯人可带，再没机会和那些飘忽不定的眼神较量。

　　值完班，他会回到交警队，在那里打零工并非只为挣钱。他喜欢和交警队的年轻人在一起，这让他觉得自己也还年轻。年轻的交警如果向他打听监狱里的事，他就会用缓慢低沉的声音跟他们聊聊监狱，聊聊犯人，聊聊硫黄矿，聊聊自己的经历。有时候，他似乎能在记忆中闻到那硫黄的味道，隐隐约约，突如其来。


　　脚板慈心

　　一

　　村医黄续熙家在半山腰，门口有棵老榕树。树干粗有数围，树冠笼盖近亩，村里人叫它“大青树”。“大青树”下有石桌石板凳，续熙家世代便是在这石凳上给村民们望闻问切和卖些自家的“祖传秘方”。

　　“大青树”周围住了几十户人家，都姓黄。诺邓村的人把这里叫做黄家寨子。从山顶往下看，黄家寨子的很多院子都像一颗印章，人们便起了个名字叫“一颗印”。续熙家祖传的院子也是“一颗印”，他家“一颗印”的斜对面是被称为“题名坊”的照壁。续熙小的时候，每天早上，他爹都会推开窗户，指着石刻的匾额和对联教他念——“世大夫第”，“世大夫第”；“祖德光中叶，君恩启甲门”，“祖德光中叶，君恩启甲门”。

　　“题名坊”上题刻的名字也都是黄姓的。明朝洪武年间，续熙家的祖辈被朝廷从福建派来云南省云龙县管理“诺邓”这个产井盐的小村子，打那时起，福建人的后裔便“鸡窗相望，吟诵相闻”，努力以考科举、取功名的方式离开这偏僻的山村。几百年里，黄家出了两个进士、五个举人和无数秀才。

　　在黄家寨子里，续熙家的“一颗印”虽离“题名坊”最近，但他从未感到受过祖先丝毫的庇荫。从他记事起，黄姓在他家这支便再没出过什么读书人，更别说官人。祖父是翻山越岭挖草制药看病行医的郎中，到了他这一辈，还是。

　　上山采药的小路又陡又窄，只有一条。续熙他娘死得早，从小续熙就跟着他阿爹老黄医生背着背篓攀住路边的乱藤和野草往上爬。他们舞着镰刀、锄头在悬崖峭壁上寻找那些能配出黄家“祖传秘方”的草药。累到大汗淋漓时，续熙和他爹就找个有风的地方歇会儿，顺便将跑进草鞋缝里的小石子抖出来。有时候，他爹会挑些续熙背篓里的草药放到嘴里，咬一小口，嚼一嚼，吐出来说：

　　“儿啊，你尝尝，它们虽然都是无根藤，但味道不同，甘而微苦这支能入药，又涩又苦的这支却是入不得的，因为涩苦的这支是寄生在马桑这种毒草上的，病人用了会中毒。”

　　看见儿子脸上露出惶恐的神色，他爹继续说道：

　　“儿啊，行医的人最最重要的就是细心，咱们黄家那些祖传秘方从来没出过问题，就是因为每味药都不会搞错。你爷爷当年就是这样教阿爹的，等你以后有了孩子，也要这样教他……”

　　“是，阿爹。”受教训时，续熙总是低头给他爹捶脚，“阿爹，你这脚板怎么这么大呢？”

　　“走出来的呀，咱们做郎中的，谁来请都要去，有钱没钱都要去，一走就是十几里，平时还得上山采咱家的祖传秘方，这脚板呢，也就越走越大了。”

　　“阿爹，咱家的祖传秘方是什么呢？”

　　“这个以后阿爹再告诉你，你还太小，万一讲出去了，咱家就没有秘方了。”

　　“以后是什么时候？”

　　“等你的脚板走得跟爹一样大的时候……”

　　续熙想着自己的脚板，想着想着，突然听到一阵“嗷嗷”的声音从对面的山上顺着风吹过来。

　　“阿爹，那是什么？”

　　“豹子。”

　　二

　　诺邓村藏在深山里，因为盐井的缘故，村民的日子过得也算富足。盐井中的卤水提回家，倒入升起火的盐灶，经过洗练和敲打，装进四斤一个的木筒里烤干，就成了“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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