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喜欢在九妹家聊天。她们跟她一样，也帮那些外出打工的后辈带小孩，也不喜欢看电视。她们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搬张板凳坐在大人身边，听大人聊天或是听那些熟悉的布依族的传说。为什么现在这些小孩一到晚上就抱着电视看，她们也不知道。

　　别人家的家长催自己小孩上床睡觉的时候，九妹的那些娃娃就陆续回来了，除了赛。赛看电视的那个同学家，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一个管不了孙子的爷爷。

　　“赛，回来洗脚睡觉喽……”老姐妹离开的时候，九妹就出来站在场坝上喊。

　　赛是哼着歌回来的。九妹问：“赛啊，你唱的是什么呀？”

　　赛说：“是潘玮柏的歌。奶奶，好听不好听？”

　　九妹嗯了一声。她不知道潘玮柏是谁。年轻时九妹也是喜欢唱歌，唱那种悠扬的布依山歌。那时候，不会唱山歌的人找不到对象。每逢赶集天，未婚的男男女女总是爬到场坝附近的山坡上，东一堆，西一堆，谁看上谁，就唱两句过去，对方若有兴趣，就唱两句回来。你两句，我两句，旁人起点儿哄，不用多久，小伙子就可以找媒人去姑娘家提亲了。九妹那时候也算火花乡的漂亮妹子，歌声远近闻名。无数小伙子都用歌声赞美过她，可她心高气傲，唱回去的总是讽刺歌。

　　九妹的婚姻也是在歌声中找到的。

　　李冬星的歌声飘过来时，九妹的脸就红了。当时唱了些什么，九妹不记得了，她只记得没过多久，冬星家提亲的人就来了。冬星当时是达帮村聪明能干的村支书，九妹自然也没拒绝。婚后一年，九妹生了个女儿。当她准备给冬星生儿子时，冬星说：“咱们就要一个吧？”

　　“为什么？我们又不是城里人，你不想要儿子？”九妹觉得冬星的提议有些奇怪。

　　“我是党员干部，如果我们家能生两个生一个，也不坚持生男孩，我们村的计划生育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那以后老了，女儿嫁了，我靠谁去？”

　　“靠我呀！”冬星说。

　　九妹每当想起冬星笑嘻嘻地说“靠我呀”，心里都有着说不出的难过，因为冬星没靠多久就病了，身上的皮肤开始像旱灾的土地，变得一块块的，疼得要命，还丧失了劳动能力。脸上也是。九妹既害怕又难过。乡里的医生不知道是什么病，县里的医生说最好去贵阳看，贵阳的医生说，这种病叫“硬皮病”，南京有家医院能治，但要花十几万元。

　　冬星没去南京。十几万元对山区的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冬星的脸看着让人害怕，大家都躲着他。一开始，他躲在家里，没过多久，就跑了出去，到处乱窜，一会儿有人说在葫芦口看到他，一会儿有人说在半坡树看到他，大家都认得他，因为他曾经是达帮村的村支书。而他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有一年冬天，冬星曾跑到了乡上，那是周末，九妹带着孩子们回去了，乡上的人就把他安排在九妹租的屋子里住，半夜也许是太冷了，他就把胶桶点燃了取暖，刺鼻的气味熏醒了邻居，破门进去才救了他一条命。而现在，已经几年了，没人知道他把自己藏在哪里。

　　每当有不知情的人问：“九婆，你在这儿带小孩，老伴怎么办？”

　　九妹的眼泪就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每当有不认识的人问：“九婆，你的儿子呢？”

　　九妹的眼泪也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九妹的心也会冷起来。已经有几年了，她听到对面供销社老板喊，九婆，你家的电话。她就兴高采烈地跑过去。一阵嘘寒问暖之后，电话那边的后辈会对她说：“九婆啊，不识字的苦力真挣不到钱啊，就算过年能回来，也买不起东西，再出来还得借钱当路费。孩子们今年跟您过年了，等挣到钱我们再回来孝敬你老人家……”

　　“明年的房租呢？”九妹问。

　　“我们会想办法凑钱回来的……”

　　每当这时候，九妹总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春种时没雨愁，秋收时有雨也愁；不出去打工愁，出去打工也愁。小孩又要跟着她过年了，冬星又不知道要在哪里过年了。命这个东西不能想，一想就想哭，没人打你，你都想哭。好在娃娃们是好打发的，只要许他们个来年的愿望就行了。


　　巡道

　　巡道工冯谆穿着干净的橘黄色工作服，戴着一顶新的黄色安全帽，肩上扛着长长的锤子，锤柄上挂着一个蓝色皮袋，里面装满了扳手、道钉、螺丝。他顺着自己负责的铁道线往前走，身后跟着个年轻记者。

　　“冯老师，别动！”老冯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在说话，他愣了一下。“冯老师，别走了，给您拍张背影。”突然反应过来是那个记者在叫他呢。他49岁了，从“小冯”到“老冯”，从“矮哥”（因为身材矮小而得的绰号）到“冯师傅”都有人叫，就是没人叫过他“冯老师”，他也从来没想过会有人叫他“冯老师”。

　　一

　　还得从上个月说起。娄底市娄星区摄影爱好者协会举办了一次业余摄影比赛，两百多人寄来的照片中，评委把老冯的作品评了个一等奖，当地电视台的编导听说后，觉得一个巡道工能有这样的爱好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件值得提倡的好事，便在“都市播报”栏目里专门给他做了期节目。节目播出时，老冯想这节目最好让周部长看一下，便拨通了单位宣传部长家的电话：

　　“周部长，我是编组车间的巡道工冯谆，跟您汇报一个事情，娄星电视台正在播一个关于我的节目，您要有空就看看呵。”

　　“行，这就看。”周部长虽是部长，可也就二十来岁，新婚不久。当时，他正搂着老婆躺在沙发上看中央台的“非常6+1”，听到单位职工上了电视，二话没说就转了台。看完节目，周部长心里很是高兴，有这样的职工，自己这个做宣传部长的，面子倒也光彩。

　　周部长把刚才老冯拨过来的电话又拨了回去：

　　“冯师傅，感谢啊，感谢你为我们工务段赢得了荣誉……冯师傅，我能拜你为师，跟你学学摄影吗？”

　　老冯高兴地回答：“好啊！好啊！”

　　就这样，老冯成了周部长的老师。

　　又过了几天，老冯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以010开头的号码，老冯还没来得及想是哪儿打来的就按下了接听键。

　　“喂，冯谆先生吗？我是北京《生活》杂志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关于铁路的专题，有人推荐说巡道工是个很奇特的职业，一个人孤独地工作，却又责任重大，我在网上搜了搜，发现了您，想过来跟您聊聊，方便吗？”

　　“方便的，方便的……不过……我得跟单位上汇报一下，5分钟后，您再打过来好吗？”老冯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双颊停止了咀嚼槟榔，拨通了“徒弟”的手机。

　　“周部长忙啥呢？一直等您拍照片又没您消息。”

　　“哦，是师傅啊，最近应酬太多，年底的职工代表大会要开了，抽不出身啊……”

　　“啊，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是这样，跟您汇报一个事情，刚才有个北京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在网上看到了我获奖的消息，想过来采访一下，我想单位是有新闻纪律的，所以先跟您请示一下。”

　　铁路巡道工/晏礼中

　　“好事啊，北京媒体采访完，你就是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典型了，多好的事啊，看来网上那个消息我没白放上去。”

　　“周部长把我获奖的消息放到网上了呀，我还不知道呢，真是谢谢了。”老冯说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二

　　记者是坐火车来的，周部长带上老冯，又请了两个工务段的领导借了辆奔驰牌面包车去车站接。

　　记者姓晏，小个子大眼睛，穿了件蓝色羽绒服、绿色迷彩裤，背着个黄色的背包，戴了副滑稽的小圆眼镜。吃饭时，周部长发现这个记者既不说客套话，也不喝酒。只是一个劲儿地缠着老冯问东问西，有种不经世事的幼稚。周部长心想，怎么一点也不像从北京来的记者啊，把领导晾在一边，真没礼貌。

　　记者从背包里抽出一本又厚又大的杂志递给老冯。

　　“冯老师，这就是我们《生活》杂志，您的报道会发在上面。据说您拍了一些照片，我们也想选一些发在上面。”记者说。

　　老冯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杂志，里面还夹了张CD。记者说是谭盾做的。

　　“谭盾是谁？”老冯问。

　　“也是你们湖南人，得过奥斯卡最佳音乐奖，现在在国际上可红了。”

　　老冯有点后悔自己的多嘴，但还是很高兴。只是参加了一个业余摄影比赛，可是忽然间……在电视剧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导演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了多少意外的事情啊！可是忽然间，他老冯——一个从不曾被领导器重过的铁路巡道工就这样出名了。没准还会像他的老乡谭盾一样，在国际上出名呢。

　　“晏记者，你看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工作？”周部长问。

　　“什么都不用，今晚能让我跟老冯一起巡道就行。”记者说。

　　三

　　火车头拉响汽笛，放气的时候，老冯带着北京记者巡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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