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相信那些灵感已经带上了某种神秘的秉性，不必预先设计，想到哪儿便做到哪儿。没有人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总是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这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权力。他不必满足任何人的期待。这是他的房子。

　　六

　　他手扶着粘满了天然水晶的楼梯抬腿走上汉白玉石雕的台阶，迎接他的是那只曾在段祺瑞府前站过岗的三彩琉璃狮。另一只在战火中损毁了，据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彩琉璃狮。

　　走进门廊，他抬头望望天花板，向那些粘在顶上的瓷盘打个招呼。顶上是鱼盘，大多数是山东淄博那边办红白喜事时用的。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婚姻。

　　他是1982年结的婚，那时候，结婚是种风气，同学们左一个、右一个都结婚了，没婚结的人是落伍的。别人给他介绍了个天津本地姑娘，为了赶时髦，他拉着姑娘去了民政局。问人家：“给登记吗？”人家看了看身份证说：“给。”他就花了800块钱请亲朋好友吃了顿饭，结了婚。他事后想来，这第一次婚姻既谈不上了解，也谈不上情调，只是像小孩过家家一样胡闹。

　　第二任妻子是北京姑娘，漂亮、有才，电视台的主持人。婚后不久，他一冲动就把自己的生意交给亲戚打理，带着新婚妻子移民去了加拿大，在温哥华海边，他买了栋三面看海的房子，他天天转古董店，打算在那里也开个，但新的妻子似乎对古董没什么兴趣。她要求他陪她逛街，但他一进古董店就不想走，她想要买衣服，他就给她钱，尽管他知道钱不能代表感情，但他还是没时间也没兴趣陪她做跟古董无关的事情。妻子忍不住的时候，就提出离婚。那时，母亲还健在，只要母亲还活着，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离婚了，这世上，他最在乎的就是母亲的感受。后来，母亲过世了，妻子再嚷嚷要离婚，他就问她：“离吗？”“离！”“后悔吗？”“不后悔！”“那我可什么都不要，我可走了？”“走走呗！”

　　他脾气好，不爱跟人吵架，但他是个倔性子。几句话后，他就和北京妻子离婚了。他也渴望百年好合，也渴望白头偕老，但他的婚姻似乎充满了无常和定数。该结婚，再不合适也会结，该离婚，再舍不得也会离。

　　从一而终的婚姻对他来说，是件完整的瓷器，而破裂的婚姻是他的过程，第一任妻子给他生了女儿，第二任老婆生了小石头。一对儿女是他的锔子。

　　七

　　门口是一对铜鹿，那是明朝晚期贵族家里的陈设。每次经过，他都会摸摸铜鹿的背，因为一看到这铜鹿，他便会想起小石头。小石头3岁时，他对儿子说，古董只许看不许摸。从那以后，多爱看的东西，小石头都是背着手看。有一次，他把小石头抱到上面骑着照了张照片，铜鹿便成了小石头唯一摸过的文物。

　　一进门便是那个明代的大漆柜，那是他所藏家具里的最爱。尽管柜子正面的漆层已经脱落，麻层已经显露，但柜两边的明代皇家五彩纹饰仍然清晰可见，这是明朝某位皇帝挂朝服的柜子。世界的孤品。

　　他经常静静地抚摸这柜子，用自己的眼、手、心跟它对话。他把它放在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但很少有参观者会在意它，收藏热尽管已经在中国持续了好几年，真正懂的人还是少。这让他特别怀念一个老外。他记得那个老外一进门就兴奋地对着那柜子不停地喊：“Oh, my god, Oh, my god……”他爱听这种声音。中国人似乎还是对那些完好的，落了款的东西情有独钟。

　　他现在不喜欢落了款的东西，他甚至对青花瓷器已经没了兴趣。年代、风格都太容易看，这让他觉得浅。他叫它们“一眼白”，他不喜欢一眼就能看明白的东西。

　　柜子旁边有一张四方桌，那是清中期的东西，开片披的布不是麻。一进瓷房子，他就喜欢坐在这桌前先抽支烟。桌上有两个明代的龙盘和一把清代的茶壶。他把茶壶的盖子取下来，把烟灰弹在里面。好多玩收藏的人说他不尊重文物，他也懒得解释。这些东西，他家多的是，从小就用，有什么尊不尊重呢？再老的瓷器都是可以用水洗的，倒是那些家具和漆器要尽量少沾水，少擦。

　　桌上的龙盘上打得有锔子，那也是他很喜欢的东西。

　　锔子据说是从清末开始的，民国时最多，解放后就越来越少了。打锔子的师傅被人叫做“小炉匠”，他们的担子上，一头挑着火炉子，一头挑着各种工具材料，走街串巷，一边走一边吆喝。

　　小时候，家里的瓷器如果摔了，母亲就会叫他去打锔子。“锔盆，锔碗啊，锔……”一听吆活声儿，他就知道是哪个师傅。只有听到李师傅的声儿，他才会捧着摔裂的瓷器跑出去。他家瓷器多，摔的也多，所以经常锔，每回都找李师傅。李师傅给别人家打锔子3分钱打一个，给他家是5分钱打两个。李师傅对待他们家瓷器总是特别小心，他也特别喜欢看李师傅打锔子——先把裂开的瓷器拼好，用绳捆牢，往上吐口唾沫，用手来回拉金刚钻，在缝隙两边各钻出一个小洞，将锔子轻轻地取出放在上面，用小榔头齐缝钉入，抹上白灰，瓷器便滴水不漏了。

　　他喜欢那些曾经破碎过的瓷器，它们身上的那些锔子在他眼里总是特别美，这个锔完像条龙，这个锔完像只鸟。锔子能帮助他联想出这瓷器的命运——它是怎么被打碎的，打碎它的主人是干什么的……他相信，东西美，人们才舍得为它们打锔子，如果是破烂，碎了也就扔了。

　　抽着烟，他还能看到那个隐秘的地道入口，看到入口处那对靠他的耐性淘来的明代石门墩。

　　门墩是他在山东一个弥漫着刺鼻臭味的猪圈前发现的。它们比常见的门墩高出很多，最上面有狮子，四面石壁上雕刻着人物、树木、花草、山水等不同图案，一看就是官家用的。第一次看到它们时，他就不想走了。他蹲在猪圈门口，守着门墩端详、抚摸，好像突然读懂了它们的身世。他说想买下这对门墩，但老农不卖，说是祖上传的。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但从那以后，他只要一有空，便会往山东跑，往那猪圈跑，时间长了，他也与老农混熟了，他又忍不住问：“你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卖这对门墩？”老农这才告诉他：“打安了这对门墩，俺家的猪就从来没有生过病。”听了老农的话，他就在村子里调查，他发现真是每家都有猪死，就那家的不得病。他喜欢这非同一般的门墩，因为他相信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但又是看得见的。后来，他一有空就往山东跑，往那猪圈前跑。最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一天，老农说：“卖给你了，为看一门墩你这一趟趟往猪圈跑，真让俺觉得不落忍。”他喜出望外：“谢谢老哥，我就想看看有了它们，我这大猪会不会得病”。

　　门墩后的地下通道通向街心花园。赤峰道上很多小洋楼都有自己的地下通道，那是当时很必要的设施。现在，那个通道还通着，但因为下面有积水，他从来没走过。

　　八

　　有时候，他觉得人生就像那通道。一段段的。

　　他能恍惚看见自己在建国道小学宣传队里跳舞时的灵敏。他跳得好，因为跳舞，他得过好多上面印有毛主席像的奖状，老师甚至请他帮忙教其他同学跳舞。但在五年级，天津市歌舞团他没考上，因为他是资本家的后代。

　　贫农家的孩子考上了，尽管没有他跳得好，但人家是贫农的后代。

　　他的小名叫“傻子”，奶奶起的。奶奶迷信，觉得傻子没人要，能留得住。从小他就不爱说话，不爱跟其他小孩一起玩，他爱跟奶奶玩，爱听奶奶讲义和团打洋人的故事，每次听到义和团在望海楼上掐口诀念咒，让着火的铜盆飞上天，他就咯咯咯地笑……照小学毕业照时，有个同学说，咱一会儿都撅着嘴照相，于是，他就噘着嘴。结果照片发下来，他发现所有人都在笑，就他撅着嘴。

　　刚上初中就停课了，每天他跟着别人上街看热闹，看人们坐在消防车上，带着外国人留下的那种消防盔互相武斗。

　　高中毕业后，他顶替父亲，进了天津市感光胶片厂。在暗房里，他开始用一台半自动卷片机卷胶卷。他一个人坐在中间卷，六个人围着他，用他卷出来的胶卷装盒。暗房里只有一点幽暗的绿光，眼睛是看不清的，靠的是手和心的感觉。那时的工作量是卷800个，一般人要卷一天，他手快，通常不到上午十一点就卷完了。暗房出来，眼睛不能见光，他就带着墨镜到休息室休息。他讨厌这种休息，因为必须休息到下午下班才能走，这是厂里的规定。卷完了任务也不行。休息室里大家都抽烟聊天，聊他没兴趣的各种打架。比聊天更让他心烦的是抽烟。别人给你发烟，你也要给别人发烟，架不住人多，两轮下来，一盒烟就发没了。别人发5毛一盒的“郁金香”，他就发6毛一盒不带嘴的“中华”。他好面子，因为他家是住意租界的，他爸曾是厂里的领导，他家曾是天津卫显赫一时的盐商张家。

　　刚开始，他一月挣38块钱，挣到40块钱时，他决定不干了。一月下来，不够烟钱。1980年，他24岁时，他决定去当个没人看得起的“小贩”。

　　他开始做黄金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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