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经，仔细听。东方白，闹钟鸣。早早起，早出行……”她记得《女儿经》里面的句子，她梦想着考上大学后，可以去看外面的世界，可以“早出行”。

　　她坚定地对父亲说：“我一定要参加高考，考不上再跟您进厂学画瓶子也无所谓。”

　　父亲见她坚持，也就没勉强。但两个月后，父亲又改变了主意。那时候，父亲已经有徒弟进古窑厂上班了。徒弟们说古窑好啊，上下班有汽车接，工作定量也不大，中午还可以游人工湖……父亲的心又动了。

　　那天晚上，写作业时，她听到了隔壁父母的谈话。

　　“我画了一辈子青花，不也挺好吗？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孩子那么努力考上重点中学重点班，不就是想读大学吗？”

　　“读大学，读什么大学，万一有一天我死了，谁供她读大学？”

　　……

　　二

　　她是在16岁那年进的古窑瓷厂，她的桌子就在父亲的桌子后面。每天，她扫地，烧开水，帮师傅们擦桌子、泡茶……师傅们开始画瓷器了，她就自己练书法，柳公权、颜真卿，照着字帖练，或是在土坯上照着父亲给的图样画线条，画完就刮掉，画完就刮掉，画完就刮掉……

　　即便白天在古窑里画了一天，晚上她还是要去上美术班，学素描，学水彩，学透视关系……她不想在家待着，她只想不停地画，没上大学，她对父亲一直有怨气。她觉得父亲让她来古窑上班就是为了让她赚钱，所以，发的工资，她全让父亲领，自己一分都不要，除了画画的开销，她也什么都不买。

　　三

　　她的那张桌子还在。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正坐在那里画青花。她记得，从前一到冬天，大伙就会在各自的桌子下放一个小火盆，里面烧的木炭是那些柴窑里没充分燃烧而剩下的，休息时，她就用装瓷器的瓷篓装回来，给父亲和师傅添上，也给自己添上。手冻僵了，就伸下去烤一烤，装青花料的小碟起冰了，也端下去烤一烤。在那个没空调的时代，大家都没什么比较和计较，也没什么野心，想的都是有份工作就好好干。

　　屋顶的那几块明瓦也还在，那是玻璃做成的弧形瓦片，夹杂在灰瓦里，能在白天起到采光作用。原来每隔一阵，她就会爬上去，把自己头顶的明瓦拆下来洗洗，现在似乎没人管了，明瓦脏得不见天光。

　　她走过院子中间那长方形的水池，池内雨天储存的水既可淘洗泥料，又在蒸发中调节池子上方晒坯架上的坯体，让它们缓慢干燥，均匀收缩，防止高温烧成时出现裂纹。过去他们还在这池子里养鱼，过年时，把鱼捞起来打牙祭。但现在，水里什么都没了。

　　四

　　人这辈子，很多东西说没也就没了。

　　1987年，她23岁时，亲眼看着得胃癌的哥哥咽气，哥哥走后40天，父亲就瘫痪在家，嫂子也改了嫁。三年后，家财耗尽了，父亲也在她眼前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哥哥临走时，她哭得喘不过来气，泪人一般，而到父亲离开时，她已经不哭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得多赚些钱，让家里人好好活下去。那一年，她26岁。

　　她开始拼命赚钱。白天她在古窑瓷厂画，晚上她到一家台湾人开的私人作坊里画。台湾老板对所有人都很和蔼，逢年过节，还会包些小礼物送给大家。刚开始，她并不知道是在培养她们做高仿，她们也就画些普通的东西，台湾老板会经常抱着她们画的东西看，觉得谁哪方面画得好，就不断找这方面题材让她们画。接下来，就给她们真东西，让她们照着仿。

　　现代人以为只有古人才能画出那种很细很细的头发丝，事实上，只要把笔修好一点，技术上都能达到，精气神才是“仿点”。把古人的用意弄通弄懂看透，找准神韵，才算得上真正的“高仿”。精气神没画到，线条再逼真都不会像。

　　青花画师/彭辉摄

　　从1993年开始，国营瓷厂不断倒闭，关停转改，破产拍卖、承包租赁……一夜之间，景德镇近十万陶瓷工人没事干了。为了每月一两百元钱的生活费，人们在广场上聚会，在市政府门口静坐，在大街上堵路……而这时，她每月能从台湾老板那里拿到3000多元。

　　三四年后的某一天，她们那些深得老板青睐的画师被叫到一个封闭的房间里。

　　每个人的桌上都放着一件“重器”。她们既惊又喜，惊的是眼前的瓷器都身价千万，让她们大饱眼福；喜的是自己能被选来仿如此贵重的东西，这是她们的荣幸。她们不能出去，吃饭都是从外面端进来的。旁边有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盯着她们。

　　她们画的这些“重器”有个特点，那就是分别属于各自擅长的那类风格中的极品。那时她才反应过来，几年来，她所画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眼前的这件东西。

　　与此同时，跟她们同时进来的那些配料的、拉坯的、烧窑的人，也都是为了这件东西。那件东西，她画了一批，画得她心力交瘁，老板从中挑一个最好的，马上打包带走，而余下的通通砸掉。

　　当然，高仿也是很伤人的，必须全神贯注地揣摩几百年前古人的心态，分析古人的起笔、落笔、转折，跟他们“对话”……古人没学过素描，没学过透视关系，但她必须接受古人的那种散点平布，古人错一笔，她也必须跟着错一笔，不能有一点自己的笔法。纠正了古人错误的东西是不合格的“高仿”，这是要拿去给专家鉴定，当真东西卖的。

　　仿得越多，她便越不敢帮别人“长眼”。1994年，一个底足瓷片能卖到800元，那时她不明白为什么一瓷片能值这么多钱。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因为专家们喜欢看底。瓷器其他部分都有釉覆盖，只有底会在装烧时剔釉露胎，胎最易鉴别真假，所以，专家们看瓷器都要看底。而真的底足会和仿的身子粘合起来，放进柴窑里复火重烧，烧出一个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难辨的东西。

　　拍卖会上的古瓷拍品有时是她熟悉的。看到那节节攀升的价格，她的内心总是被成就感所充满。多少钱成交跟她没关系，但仿东西能仿到那份上，已证明了她与古人沟通的能力，这是让她开心的。

　　五

　　她走进坯房，王师傅还在干活，他坐在辘轳车前，用木棍搅动车盘，靠车盘快速运转的惯性向游客进行着“手随泥走，泥随手变”的“拉坯”表演。她觉得王师傅的状态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过去有工作量，大家都安安静静有节奏地各自忙碌着，有一种劳动的韵律。而现在只是来一批游客表演一次，散客还不用管。王师傅见到她，苦笑了一下说，为了每月挣这900元钱，每天得听导游小喇叭的吵，心烦。

　　堆放原料的仓库和打坯的地方，现在都成了出售瓷器的展厅，堆满了各种不知道从哪儿批发来的瓷器。导游们忙着向游客介绍景德镇瓷器的四大特色——“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但他们并不告诉游客，眼前这些瓷器也许是从福建批发来的。

　　六

　　1997年，是她艺术生涯的另一个开端。那一年，香港回归祖国，她的一个朋友策划了一个瓷器展，要征集158件瓷器作品以纪念香港在英国统治158年后回归祖国。那是她第一次做作品。她画了个“百花盘”，牡丹代表中国，紫荆花代表香港，杜鹃代表江西，茶花代表景德镇……“百花盘”后来被人收藏了，一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人。那人说喜欢她的作品，还要跟她定一批。从那时起，她不再仿别人了，她租了个工作室，开始画自己的作品。

　　买她东西的人大多数都是搞艺术的，眼光挑剔得不得了，他们喜欢那些简约的、有意境的作品。感冒发烧、心情烦躁时画的东西他们不要，就只是和她喝茶、吃饭、聊天。他们一眼就能看出作品是在什么状态下做的。有些客户，做东西比她都厉害，只是年龄太大，做不动了。

　　商人不太接受她的东西，她也不愿跟那些暴发的新贵们来往，这些人并没有对工艺美术的尊重，他们只喜欢“有名的”和“复杂的”。名气越大的人画的东西他们觉得越划算，画面越复杂的东西他们觉得越值。太有创意的东西会被淘汰，这便是景德镇“随行就市”的时代烙印。

　　很多大师都喜欢把一些简单的技法神秘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画，不让人看。有些人号称自己是“分水大师”，能一笔下去墨分五色，浓淡相宜，层次凸显……她觉得那些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的人都挺好笑，没什么技法是神秘的，所谓的“墨分五色”，也就是个熟悉料性的过程。

　　大师们除了整天想着包装自己之外，便是把瓷器画得满满的。他们不愁销路，因为跟景德镇沾边的商人已经不再送官员们烟酒、手表和钱了，他们送瓷器艺术品，这叫“雅贿”。

　　她很少跟这些大师来往。利益越多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就越复杂：谁家亲戚有当官的，谁的师傅做评委了，谁能给自己带来附加值？……同行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包装自己，抬高身价。好端端的千年古镇，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突然间就成了热闹的、势利的是非之地。她嫌累。她觉得与其急功近利地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还不如静下心来把自己的作品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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