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算，他后来又以军长的身份，将大儿子送去美国，不是镀金，而是学习飞行技术。
　　在海陆空三大军种中，空军向被公认是最危险的军种，尤其是中国空军，基本都是有去无回。因此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肯送子弟去参军的不乏其人，但送去学空军的寥寥无几。刘汝明却是特例。
　　大儿子学成归国后服役于昆明机场，最后果真以身殉职。这事弄得与刘汝明素无私交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也感慨不已，亲自去电安慰，还逢人就夸刘汝明此举了不起。
　　可即使做到这一步，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一句话
　　每个人掌握军队的手法和习惯都不一样。在原二十九军中，张自忠以严著称，相对而言，刘汝明对待部下就松，但他们都能控制得住各自的部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惯性，轻易还比较难改变，犹如墙上的螺钉，本来很紧，你硬要拧松一些，那它可能会掉下来，可是原来很松的，你偏要拧紧，也许短时间内豁口反而会越弄越大，在墙壁上同样立不住脚。
　　张军团军纪严明，士兵拉老百姓一头毛驴就得枪毙，刘汝明则军纪松弛，好些官兵甚至拖家带口，妻儿老小全随军从北方一路跟到了南方。
　　
　　第10章 勇敢的心（3）
　　
　　带着这么多累赘，走路是颇费劲的。北方尚有运输工具，火车、卡车、汽车，实在不行，还有马车，可是长江岸边尽为湖沼，连马腿都能陷进泥里去，所有衣物细软就只能靠手拉肩挑，弄得整支部队乱哄哄，看上去不像是野战部队，倒仿佛一支逃难大军。
　　正如从前春晚上一个小品所揭示的，你究竟是好是坏，有时人家会从外观上进行辨别。张军团一团正气，就算你把他们推到伪军堆里去，也会被人认为是“地下工作者”。刘汝明军乱七八糟，长官又有嫌疑在身，难怪容易被误认为“汉奸部队”了。
　　张发奎是北伐时代出道的正统军人，其人资格既老，性格也耿直不阿，本来刘汝明跟他分属两个战区，完全不搭界，可他就看不惯对方，曾经把状子递到武汉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汝明军纪败坏。
　　陈诚派作战参谋到刘汝明手下，一方面是监视，另一方面也是要帮他整顿军纪。
　　刘汝明意识到，他还是得依靠力战和军功才能改变自身处境。
　　包括刘汝明在内，他的部队都是北方人，不知道长江岸边的蚊虫有多么凶猛，南下时没有带蚊帐，到了鄂东后，到处都是湖沼丛林，又正值夏季，蚊声如雷，咬人甚烈。
　　李宗仁在湖北指挥作战时，有一次蒋介石亲临视察，为了表示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便主动提出要在前线宿一个晚上。
　　统帅要作秀，但又不可能真的跟小兵们挤一个被窝，所以就得让老李挪挪地方，而前线条件又十分艰苦，即使是像李宗仁这样的战区司令长官，也只能待在一座破庙里。
　　统共一张床，蒋睡，李就不能睡，后者无可奈何之下，便在桌上放了块门板，自己躺上去，把床让给了老蒋。
　　由于没有蚊帐，李宗仁自然被叮得叫苦不迭，而蒋介石虽有蚊帐，却没有把蚊子全赶走，他那样的年纪，蚊子在耳边叫两声都受不了，哪里能忍受得下去。
　　喊侍从人员来帮他赶，结果却是黑灯瞎火，越赶越多，最后的结果是整整一夜，两人都没办法合眼。
　　蒋介石到前线作秀，也只用待一个晚上，第一线的官兵却天天都得待在这里，一个个被咬得苦不堪言，由此就得时时面临疟疾的致命威胁。
　　蚊子会带来疟疾，其他东西也会，包括生水。
　　有人在前线曾看到一个负伤的士兵，自己爬到池塘边喝水，一边喝还一边祷告。他念叨的内容是：上天保佑，我喝了生水，可别让我打摆子，要不我就活不成啦。
　　这个士兵清楚地知道，喝生水很容易被染上疟疾。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不喝水会渴死，喝了至少不是必死吧。
　　疟疾当然不是不治之症，有特效药就能治得好，白崇禧后来在湖北前线也得过疟疾，就是靠吃奎宁痊愈的。问题是，在退守武汉后，一般市镇的药品早被抢购一空，奎宁如同灵芝仙草一般难觅，根本没法配备到一线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得了疟疾就如同被判死刑。刘汝明的北方子弟兵光病死的就有几千人，跟鬼子打仗都死不了这么多。尽管如此难熬，但刘汝明始终固守黄梅，上面不让撤，他就坚决不撤。
　　熊本师团在发动地面侵占的同时，还有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这玩意儿最是考验人的意志，先前跟作战参谋同来的，还有一个军委会的少将，这厮一听飞机响声就腿软，不久就告退撤回后方去了。
　　刘汝明跟作战参谋同在指挥部内进行指挥。所谓指挥部，其实不过是一间小草屋。这时有人前来报告：日本飞机来了！
　　参谋便再三劝刘汝明躲避一下，可是后者镇静自若，说不要紧，用不着躲。
　　直到日机飞临草屋上空，连参谋都怕了，刘汝明却仍然十分镇定。再催离开，他便回答：日机来，未必就会轰炸我们这里，轰炸我们这里，也未必就会轰炸这间小屋，就算是正好炸中了这间小屋，那也未必就炸中我们两人。
　　终不肯离开指挥现场。
　　刘汝明最后是接到上级命令才撤出黄梅的，奉命撤退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附近的友军竟然提前七个小时后撤，从而暴露了刘汝明军的侧翼，刘汝明还没来得及组织撤退，指挥所周围就响起了日军的枪声。
　　刘汝明气得破口大骂，不过他没有掉头就跑，而是亲自率卫队占领小山头，以挡日军之锋。
　　他没走，是放不下八百个伤兵。他对自己的副官说，我在山头上顶着，你负责运伤兵，若是有一个没运走，我就杀你的头。
　　作战参谋通过军统电台，将这一情况直接报告给了蒋介石，后者闻之马上复电询问刘汝明的下落：要不要紧，有没有撤下来？
　　刘汝明撤出后，参谋把蒋介石的回电拿给他看，看到那句话，刘汝明的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
　　事到如今，他还能奢望什么别的呢？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狂人师团
　　虽然侵占了黄梅，可是熊本师团伤亡不小，沿途又没有什么老百姓可给他们撒气，于是竟把一股无名之火撒到了顶头上司那里。
　　冈村在九江意外地收到一封发自黄梅的信函。
　　信是熊本师团的一个作战参谋写的，打开一看，不是请示，也不是汇报，而是赤裸裸的责骂！
　　上面说，我们“历尽艰辛，不惜牺牲”，这才占领了黄梅，可是为什么第十一军司令部对此毫无反应，究竟是何道理？
　　是何道理，冈村自己也蒙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收到熊本师团占领黄梅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用急电的方式给稻叶师团长拍去了贺电。
　　他把报务官找来一问，才知道事情的缘由。原来前一段时间战事激烈，无线电报应接不暇。译电员晚上都不能睡觉，但还是处理不完，现在桌上还积压着一大堆待译电文，给熊本师团的那份贺电也在里面，按顺序排，还得等上好几天。
　　冈村问：那我不是用的急电吗？
　　报务官苦笑着把双手一摊：您这个的确是“急电”，可积压的好多还是“特急电”哩。
　　其实不过是祝贺一下，说两句好话，怎么着，也不能比作战协调、武器调度这些事更急吧？
　　整个过程最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冈村收到信后的态度。
　　无非就是贺电晚发了几天，多大的事啊，一个作战参谋就敢用如此尖锐的语句，对第十一军司令官大光其火，说出去，还真没几个人相信。
　　无论薛岳还是张发奎，就算他们本人对陈诚有意见，也只会放在心里面，除非脑子烧坏了，否则绝不会在这么芝麻绿豆的事上对顶头上司公开大放厥词，何况是身边的一个小小参谋。
　　可是冈村似乎完全被吓坏了，拿着参谋写给他的信，好像一个冒冒失失不知大体的小新兵，对自己“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
　　冈村可不是真的初临战场，他年轻时参加过日俄战争，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前，还在东北跟义勇军和抗联干过仗。
　　他这么诚惶诚恐，不是真的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不敢得罪熊本师团这个牛哄哄的绝对主力。
　　对熊本师团，他得烧炷高香供着，要知道，人家一个师团就干了江南几个师团才能干成的活。
　　冈村很快就急急忙忙复函，就自己的“过失”再三向稻叶师团长和他那一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参谋们道歉。
　　当初，冈村之所以要打出“讨蒋爱民”的旗号，口口声声要整顿部队的“军纪风纪”，其实其主要指向就是熊本师团。
　　熊本师团在南京杀得中国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军队人头滚滚，不法行为犹如家常便饭，这些事冈村都十分清楚，他也经常害怕这支“犯有暴行罪”的师团会影响日军的整体形象，从而招致中国军民猛烈抵抗。
　　说是要采取措施，可是看看冈村的举动，熊本师团声音一高，他还直哆嗦呢，管教，从何谈起？
　　老大管不了，其他小弟都看在眼里，个个不买账，所以在“军纪风纪”方面，冈村除了难得地作回秀外，就只剩下了四处张贴“讨蒋爱民”的标语骗骗人。
　　性情中人
　　刘汝明撤退后，守住黄梅之后的广济便成了第五战区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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