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日军的屁股在常德还没坐热，就赶紧撤到城外，为的是不白白挨炸弹。
　　在用飞机将横山勇赶出常德后，各路中国军队加快向城外的日军聚拢过来，虽然不可能施以“猛击”之类，但给横山勇的压力可不小，毕竟打了这么多天仗，他的部队也很疲惫。
　　薛岳再施故技，拿出了历次长沙会战中频繁动用的那个招数，即对日军的后勤补给线进行不停顿袭扰。
　　眼看着粮弹运不上来，就算横山勇强装镇定，畑俊六也耐不住了。
　　常德不是已经占领了吗？那就快回来吧。
　　12月6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向第十一军发出了撤退令，使横山勇如蒙大赦。
　　什么战术用多了就不新鲜，以往中国军队都是在尾追中占便宜，但自浙赣会战后，日本指挥官都汲取了失败的经验，撤退时无一不是各师团靠拢着并列后退，让你在后面想偷偷扎它一刀都难。
　　12月12日，横山勇退至澧水。
　　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好不容易离开了常德，畑俊六竟然又在这要命的时候来了一份意思完全相反的电报：“请再次进攻常德。”
　　有病啊！
　　畑俊六不是有病，他是奉命。
　　日本统帅部给南京发来一份电报，说是为了将来打通大陆交通线的需要，还是守住常德为好。
　　敢情上面这些人还不知道武汉第十一军已撤离常德的事，畑俊六没奈何，只能照方抓药，让横山勇再打回去。
　　“勇哥”一向不把领导当领导，随即回电一封：“我看，还是明年再攻常德吧。”
　　畑俊六收到这封明显带有挑衅意味的电报，气得差点没吐血。
　　我花多少代价，不惜硬把第一一六师团要过来给你，竟然对我这种态度！
　　横山勇是个不知进退的人，他才不管畑俊六吐不吐血，只知道外面太黑太危险，他得回家。
　　很快，他给“中国派遣军”和日本统帅部各发了一份电报，还是坚持不能再去常德。这下子，纸包不住火，横山勇和畑俊六的“婆媳之争”，上上下下全知道了。
　　在日本统帅部的压力下，畑俊六又派人去现场看了一下，去的人得出结论，横山勇确实不容易，如果要照原计划的话，不增加三个师团绝对没戏。
　　12月18日，武汉第十一军全部撤回原防地，最终也没能真正影响中国部队的调动，当然，也无法阻止已经开始的第二次大远征。
　　
　　第23章 谁伴我闯荡（1）
　　
　　第一次远征失败后，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为史迪威及英军殿后。英国佬自己过了江，怕日军追来，竟然没等中国军队过完就要炸桥。
　　孙立人见状非常气愤，当即找到英军指挥官，“在仁安羌，是我们新三十八师把你们从生死线上救出来的，如今怎么能弃我们的安危于不顾？”
　　英军哑口无言，只得答应无论情况多危险，都会等新三十八师全部过江再炸桥。
　　进入印度境内，英国驻印军又要求新三十八师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驻扎当地，理所当然遭到孙立人的拒绝，他随即下令部队构筑工事，做好自卫准备——我们既然能从仁安羌把你们救出来，再揍你们一下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新三十八师是中国远征军中保存相对完整的一支部队，即使靠两条腿走到印度，也不像那些英缅军般失魂落魄，要打完全没有问题。
　　英国驻印军不是不晓事，又得知眼前的中国军队正是他们在仁安羌的救命恩人，态度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新三十八师的遭遇，正是远征军艰难闯荡异域的一个缩影。
　　傲慢和偏见
　　折戟缅甸，让蒋介石对史迪威相当有看法，可是他一时却拿美国人没有办法。
　　史迪威跟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关系不错，尤其“徒步旅行”后，他不仅避免了下课的命运，而且几乎像麦克阿瑟那样在自己国人面前初步树立了英雄形象，倘若让“英雄”滚蛋，就要冒触怒对方的风险，你还想不想获得援助了？
　　中国从“租界法案”中得到的援助微不足道，不及苏、英等国的一个零头，然而抗战打了一大半后，国内经济已经一落千丈，物资更是贫乏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这种时候，哪怕仰着脖子接滴露水都是好的，更何况那露水毕竟还不是一滴。
　　史迪威对此也心知肚明，并且他就牢牢抓住这一点，依恃自己拥有援华物资分配权，毫不客气地向蒋介石发出各种通牒式的“建议”，一门心思要做中国军队的“太上皇”。
　　1942年7月，经过与印方谈判，中国驻印军得以成立并就地组织训练，但这支部队组建后内部一直风波不断，始作俑者即为史迪威本人。
　　杜聿明在危难之时率部越过野人山，差点把性命搭在山里面，但由于他在缅甸时“得罪”过史迪威，蒋介石只能第一个把他召回国。
　　接下来，又轮到了罗卓英。
　　罗卓英原本就没有实际指挥权，可当史迪威独自“赴印旅行”后，他却把所有失败责任都一股脑儿推给罗卓英，还将对方说成是“弃军逃亡”。
　　这些罗卓英都忍了，不料到了印度，史迪威不但不领情，还变本加厉，列举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非把人家赶走不行。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驻印军这座山头上只能由他史迪威一人掌控，“太上皇”地位也必须实至名归。
　　史迪威认为中国人只能“劳力”，到前线去流血卖命，军官应该全由美国人来当，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他曾提出要全部撤换中国军官，不过他这个“雷人”建议，别说在蒋介石那里通不过，就是美国政府也觉得很过分，因为连美国陆军部都知道，中、美是盟国关系，中国军队并不是像缅军、印军那样可供任意驱使的殖民地军队。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史迪威向驻印军层层派驻联络官。这些联络官没有多少是美国国内的正经军官，基本都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仅仅是在学校里接受过预备役军官教育而已，不但没有一点实战经验，连军事知识都很有限。
　　问题是他们都学得跟史迪威一个德性，动辄以“监军”和恩主自居，浑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
　　史迪威和“小史迪威”们的颐指气使，让同出美国名校的孙立人都看不下去，他曾和廖耀湘一起联合提出抗议，中国驻印军内部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洋人难侍候，但又必须有人侍候，否则驻印军难以成军，蒋介石的统帅部想到要重新物色一个人选。
　　最初，军政部长何应钦提名邱清泉担当此任，后者不仅找好了幕僚，还请人教了外交礼仪以及吃西餐的办法。
　　可是邱清泉的老长官徐庭瑶和杜聿明却找上门来，他们认为邱清泉不合适。
　　知道邱清泉的诨号是什么吗？“邱疯子”，如果只论打仗，那是没说的，可和洋人打交道不一样，遇上史迪威，这位非操起板凳腿干架不行。
　　何应钦听后连拍后脑勺，邱清泉确实不行，可谁行呢？
　　杜聿明已经是出了名的好脾气，罗卓英也不是刺头，连他们都待不下去，要找一个合适的真是太难了。
　　徐庭瑶和杜聿明提出了新的人选，此人不仅是百战之将，也同时具有忍辱负重，克己让人的品德，因此立即得到了何应钦的认可，蒋介石得知后也连连表示赞同。
　　比杜聿明脾气还要好，还要能够隐忍，他是谁？
　　学田横易，做大事难
　　1943年2月，郑洞国被从前线召回重庆。
　　郑洞国时任第八军军长，一般而言，最高统帅部如有什么指令，都会由战区长官部代转，但此次不同，是蒋介石单独召见，而且催促得非常急，让这位老实人的心里一路都在打鼓。
　　猜了很多哑谜，可当明白真相时，郑洞国仍然吃惊不小。
　　蒋介石的统帅部决定在中国驻印军下设新一军，囊括当时所有驻印部队，军长人选就是郑洞国，而这也意味着他即将完成连杜聿明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和史迪威打长期交道。
　　一个比上战场还要艰巨得多的使命！
　　不用细解释，郑洞国也知道此行有多难，但他没有退路，老第五军留下的那点骨血都在印度，中国远征军起死回生的希望也在那里，重任在肩，别无选择。
　　3月，郑洞国抵达新一军训练基地，到职没几天，他就尝到了美国人的“杀威棒”。
　　郑洞国赴任时，带来了老搭档舒适存，后者任新一军参谋长，他有一次和驻印军参谋长柏德诺讨论业务，中间发生了一些争论。
　　按说大家共事，有争论总是难免的，没想到的是当舒适存准备回营时，发现自己所乘汽车竟然被柏德诺给下令没收了，他最后只好走着回去。
　　按军阶，舒适存是中将，柏德诺不过才是个准将，而且舒适存参加过昆仑关大战，是打过硬仗，立过大功的人，这位优秀的幕僚长对部下说，如果有必要，大家一定要效法田横五百壮士，决不在洋鬼子面前受辱。
　　郑洞国听说此事后，也感到气愤难平，遂上告中国战区司令部。史迪威自知理屈，对柏德诺进行了调职处理。
　　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郑洞国还是选择了求大同，存小异。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身处异国他乡，学田横易，做大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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