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混成旅团于11月9日由广州运抵三亚。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也于10日到达三亚，完成集结，待命出动。
　　日本当局非常重视这场战役。他们相信，只要切断了供给线，中国就会丧失抵抗能力，日本就可以立即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完成对中国的侵略任务。日军大本营有人宣布：“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中国方面的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和负责两广地区作战的第四战区认为日军在华南的兵力有限，对日军由钦州湾登陆攻取南宁的行动都估计不足，缺乏必要的准备。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军事委员会的主要注意力仍在武汉—长沙方面，判断日军可能集中更大兵力再次进攻长沙，所以计划由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各向当面日军发动冬季攻势，牵制和打击日军，特别是牵制武汉方面的日军。桂林行营负责指挥长江以南第三、第四、第九战区的作战，为贯彻军事委员会意图，也在湘赣方面集结重兵，准备采取攻势，而令第四战区采取守势。第四战区所属8个军、18个师大部集结于广东，在桂南方向的只有第16集团军。为了加强冬季攻势中使用的兵力，张发奎又将原在鹤山、高明的第64军调走，第16集团军仅剩第46军、第31军共6个师，分布在由南宁至广东新会约800公里的正面、200公里以上纵深的区域内。其中第46军部署于南宁至钦县、灵山、玉林、北海、廉江间地区，保护中越交通运输线；第31军部署于第46军左翼从桂平、电白向东一直延伸到阳江、新会地区。该两军多是新编成的部队，装备较差，训练不足，战斗力不强。
    第四战区和第16集团军虽对日军进攻南宁的可能性有所估计，但认为日军从钦州湾登陆较困难，而且钦县至南宁的道路已被破坏，沿途多山，故从钦州湾登陆的可能性较小；而从雷州半岛的电白、吴川，或从北部湾的北海登陆较为容易，可能性较大。依此判断而制定了作战预案，在电白、北海、钦州湾各方向都部署了部队，构筑了阵地，设想了若干应付措施。但因在该地区的兵力实在单薄、防御地区正面宽广、空隙较大，难以形成坚强防御。
　　13日，舰队从三亚启航。14日，先头舰只抵达北海，用十几艘军舰发动佯攻。驻守北海的第一七五师一个营，回击了日军的进攻。中国军事当局命令防卫部队炸毁北海市，但指挥北海保卫战的第五二四团团长巢威，认为日军不会在北海登陆，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当晚，日舰停止了对北海的进攻，转而攻击钦州。防城的企沙和龙门两地，守军各有一个营抵抗了一天，败下阵来，日军在这里登陆。
　　防守钦县犁头嘴的连长向团长黄廷才报告敌情，黄廷才竟然认为这是日军惯常的骚扰而已，不必认真对待。结果，毫无战斗准备的新编第十九师所属部队，在日军进攻下溃败，日军顺利登陆。
　　三天后，日军占领了钦县和防城，立即分兵北上。日军进攻黄固的新编第十九师师部所在地小董，黄固临阵退缩，只身逃跑，后被撤职，交军法审判。守军溃散后，日军继续北上。十万大山地区的土匪，组成许多便衣队，为日军做先导，帮助日军加快了北进速度。22日傍晚，日军抵达南宁市邕江南岸。
　　日军登陆后，深感事态严重的最高统帅在重庆迅速召见白主任，叫他不必继续参加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立即返回桂林指挥作战。白主任趁机要求最高统帅给他桂林行营主任的头衔的基础上，赋予他指挥全权，不让第四战区的司令官张长官插手，各军必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尽管长期以来对于桂系，最高统帅都是严加警惕，几乎是不遗余力的寻找机会压制削弱，但是，面对日军一旦占据桂南以后将给中国抗战造成的巨大困难，最高统帅还是选择了先把派系斗争放到一边，不仅同意了他的要求，还把军事委员会直属的第五军等最精锐的嫡系部队也调归他指挥。


第一百三十九章 桂南血战(一)
　　在广西南部地区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刘建业是在火车车厢里通过收音机听到的。对于桂南地区一旦陷落，对正在苦苦支持着的抗战带来的不利影响，刘建业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中国失去了广西南部的国际通道，要想得到来自外界的物资和援助，就只有通过崎岖蜿蜒的滇缅公路和苏俄这两条路了。滇缅公路是由数十万中国百姓和士兵用双手和极为原始的工具从连绵起伏的大山和丛林里开辟出来的，运力有限，而且，这条道路是否畅通，还要看现在正控制着缅甸的英国人的脸色。那些有着约翰牛的绰号的英国人，向来是很看不起皮服颜色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的。如果，他们垄断了中国维持抗战所必需的大动脉，很难说他们不会趁火打劫。即使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这些既自私又目光短浅，还有着强烈的白人优越感的英国人还不失时机地以切断滇缅公路相威胁，强迫国民政府割让了部分云南和缅甸交界地带的土地给他们。缅甸这条路有风险，苏俄那条路也不是什么坦途。那些大鼻子，从沙皇时代以来一直就有着把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地区变成他们所谓的黄俄罗斯的野心，而且，他们对于中国西北的新疆也有着几乎毫不掩饰的强烈兴趣。在本来就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刘建业的心目里，英国人和俄国人，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毫不迟疑的从自己的盟友的身上割肉来满足自己的贪欲。至于让盟友来为他们火中取栗，他们坐收渔利的事情，更是他们最喜欢干的。
　　在和自己手下各师团长等主要军官商议过后，刘建业在火车上，以新编20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向军事委员会和最高统帅发去了请战电报，强烈要求军委会和最高统帅能够把自己的部队调往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桂南前线，以报效国家，实现军人的价值。
　　11月14日，新编20军乘坐的军用专列即将进入广西。
　　这一天的夜里，新编20军军部的电台受到了一份来自军委会桂林行营的电报，命令新编20军在军列即将抵达的全县与正在全县地区整训的第5军会合，两军合同编组为南下集群，接受第5军的杜军长的指挥，前往南宁前线，抵御日军对南宁的进攻。
　　这份电报一发过来，新编20军的高级军官们几乎都陷入了一片沉寂。作为军人，这些人几乎都是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和鬼子面对面的拼杀，恐怕没有一个人会皱一下眉头，而且照着新编20军现在上上下下都遵守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在战斗里重伤员有可能会成为俘虏的话，他们会先先解决掉自己，以避免自己妨碍了袍泽的行动，成为别人的累赘。可是，要他们接受第5军的指挥，那就是另外一档子事了。新编20军上上下下各部队的主要军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土木系中人，从军的基本部队新编14师到另外的两个师，整支部队都打上了深厚的土木系的烙印。第5军是什么部队呢？提起第5军就要先说大名鼎鼎的200师。该师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1937年3月，该营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队改编为装甲兵团（团长杜光亭），由军政部直接指挥。38年1月，该团扩编为第200师（五团制，20000余人），原团长杜光亭担任该师首任师长，为我国第一个机械化师，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1月，该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第5军（戴衍功继任成为200师第二任师师长，也是最有名的一任）。
　　此时的第5军共辖三个师。第200师，师长戴衍功将军(黄埔三期毕业生)；新编第22师，师长邱雨庵（黄埔第二期工兵科毕业）；荣誉第1师，师长郑桂庭（黄埔第一期毕业）。此外，还有军直属的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和装甲车搜索团、工兵团、汽车兵团、重炮团、辎重兵团等部队，全军约五万余人。第200师与军部驻于广西全州地区，新编第22师驻于湖南东安地区，荣誉第1师驻在湖南零陵地区。邱雨庵还曾经留学德国的柏林陆军大学，学习装甲兵专业。郑桂庭的荣誉第一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拨编而成的，官兵抗日意志坚决，作战经验丰富，勇敢善战，是一支素质不错的队伍。第5军直属的战车团，装备了一色的苏俄制造T-26坦克。重炮团的装备则是全部德国制造的105MM榴弹炮。整个第五军的装备在当时的国军内部是第一位的，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可以相提并论，即使是最高统帅的子弟兵第74军和刘建业的老部队第18军也远不能与之相比。
　　仅仅从这些上面，就可以知道，第5军是军委会手里的中央军王牌部队，不论是部队的指挥官还是兵员的数量，装备，都远不是新编20军这支国军中央军系统中的后起之秀可以比拟的。如果把两支部队合同编组，组成一个集团作战的话，照常理上来说，也应该是新编20军服从第5军的指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央军的大系统里也有不同的小系统，其中势力最大，也是相互之间争斗最激烈，矛盾最深的就是以军政部何部长为首的派系和以政治部陈部长为首的派系。新编20军毫无疑问的，从头到脚都有着明显的陈部长的土木系的标志。而第5军偏偏就是以军政部何部长为首的派系的基本部队，其在派系里的地位和土木系的基本部队第十八军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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