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乎？守乎？退乎？徐州方面议论纷纷，毫无决策。
　　而华中白健生在这期间曾为配合徐州国军对三野的攻击向豫西发动一次“扫荡”，从平汉线上分三路出动，直扑解放军伏牛山后方基地。白健生亲自到信阳指挥，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架势。接着，白健生指挥部下两个兵团意图在河南、湖北交界地区围歼解放军二野下属二纵、六纵及桐柏、江汉军区主力，结果也无功而返。
　　10月30日，坐镇北平的蒋总统见东北廖建楚兵团已经完蛋，沈阳地区的形势已甚混乱，危在旦夕，即慌忙飞返南京，急匆匆的草拟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方针，国军以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击破解放军攻势，完成“戡乱建国”之目的，着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包括临淮关、怀远、风台间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
　　(二)任务及行动1.以某兵团之一部守备徐州、贾汪，掩护主力转移。
　　2.各部队行动：(1)新安镇附近之第七兵团经五河、临淮关附近转进。(2)徐州附近之十三兵团、第三绥靖区经褚兰、固镇向蚌埠转进。(3)徐州以西黄口、虞城附近之第二兵团经涡阳向怀远附近转进。(4)柳河、商丘附近之十六兵团及第四绥靖区经蒙城向海河街、风台间地区转进。(5)总部及直属部队经津浦路向蚌埠转进。
　　3.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
　　(三)指导要领1.各部队在行动期间自派警戒搜索，掩护主力安全撤退。
　　如遇小部队袭击，应迅速击破，继续向目的地转进。
　　2.如遇解放军大部队来犯，则以一部牵制其主力，迅速向目的地转进。
　　3.徐州、贾汪守备部队在主力转进期间，如遇攻击，应利用既设工事，努力抵抗，争取时间，待主力脱离威胁后再行撤退。如国军主力撤退后对方尚无攻击行动，仍应继续守备并确保徐蚌间铁路交通。
　　蒋总统的这一部署，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德邻评论为完全是蒋总统为其一己私利，排斥异己所造成的后果。
　　李德邻说：“为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蒋先生曾于三十七春初召开战略会议，决定白健生兼任华中剿匪司令长官，驻节武汉，与徐州形成犄角之势。我闻此讯息后，即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接受这一建议。他硬要把这个战略单位分裂为、两个剿匪总指挥部。此种分割已铸成大错，而以刘经扶担任更重要的华东剿匪总司令长官，尤非其选。”
　　的确，蒋总统在淮海战场的战略部署和用人选将上用错了心思。1948年春，李德邻违背蒋总统的意旨，通过竞选当上了中华民国副总统。蒋总统对于桂系势力的壮大深感不安，为了调开李德邻和白健生二人，他削了白健生国防部长的职务，让其担任华中“剿总”司令，将其调往武汉，而将懵懵懂懂却是嫡系出身的刘经扶放在了华东“剿总”司令的重要位置上。这也难怪李德邻要对蒋总统这种不以大局着眼，任人唯私的做法感到极其不满了。
　　白健生当然也对蒋总统的调任极为愤慨，一有机会，就弄出颜色给蒋介石看看。当1948年10月，解放军把决战矛头指向徐州，徐州形势吃紧时，国防部长何敬之向蒋总统提出，由白健生统一指挥华中、华东两大国军重兵集团，出任中原“剿总”司令。一来白健生外号“小诸葛”是个擅战之才，二来利用白健生爱戴高帽的性格，一个中原“剿总”司令头衔，换一个卖命的“小诸葛”。白健生到了南京一进国防部，往日那些不给好脸色的人，全都围住他极尽恭维之能事，如此风光下，白健生立刻倾囊相授，提出了对于中原决战的两点计划：1，徐州主力收缩到津蒲路两侧，伺机而动，逐步退往淮河，再寻机决战。
　　2，按“守江必守淮”的原则，徐州主力撤至淮河一线，确保京、沪、杭地区。
　　同时提出，不仅蒋总统要求增援的土木系12兵团，而且14兵团，桂系的张金第3兵团，都准备开拔增援徐蚌战场，让中原决战的国军仅机动兵力就达到一百万。
　　“徐州主力收缩到津蒲路两侧，伺机而动，逐步退往淮河，再寻机决战”这就是后来徐蚌会战时国军所采取的计划。可偏偏碰到个徐州“剿总”刘总司令，当时国军流传“徐州是南京门户，定要派一虎将守门，就算没虎将，也要派个狗看门，谁知派个猪，这下大门肯定不保了。”本来是把数个兵团集中到津蒲路一线的，结果临阵部署被刘总司令改成了集合到徐州和蚌埠两地，主动让出了津蒲路这条生命线，结果几十万军队被分为数个集团，走也走不了打也打不了。
　　谁知没过几天，白健生迅速回到武汉，不仅不出任中原“剿总”司令一职，14兵团和第3兵团不能东进，就连12兵团也想扣着不放。原因就是派系倾轧，桂系三巨头之一的元老黄中将听说白健生到了南京，立刻从上海赶到南京，向黄中将力呈蒋桂矛盾之重要性，认为这次中原决战不仅不能支援老蒋，相反要拆台散伙，让老蒋和共军血拼。大战在即，国军内部派系倾轧，焉能不败？共军合华中、华东两路大军，而国军则是分华中、华东两路人马各自为政。
　　对于淮海前线的国军高级将领，李德邻也有一番比较贴切的评论。他说：“此时驻防徐州的为中央嫡系部队的精华，约三十余万人，全系美式配备的机械化部队，由第二兵团邱司令指挥。黄兵团则驻于徐州东约五十余华里陇海东段的曹八集和碾庄一带，以为犄角。杜和邱在徐州的战略是采取严阵以待的方式，杜、邱二人皆是，志大言夸，骄纵不堪。东北、华北一连串的失败并未动摇他们的骄傲和可怕的自信。他们仍然认为G军不堪一击。眼见G军六十余万自四方向徐州合围，杜、邱二人却守株待兔，希望G军在徐州四郊平原猛烈围攻，好让中央的机械化部队充分发挥效能。”
　　就这样，淮海战役还未打，蒋总统就已经内外交困，战略决策不定，指挥系统不力，调动不灵。最后，好不容易逐步集中了号称80万兵力，摆出一副在徐蚌地区与解放军决战的架势，以期求孤注一掷的胜利。
　　其实，在此前的时候，南京国防部作战厅曾由国防部何部长召集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但对于守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案，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据点外，将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放弃，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与解放军决战；第二案，是退守淮河南岸，凭河川防御，待解放军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击破解放军。
　　假如照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则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二个军，几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到处挨打的态势。
　　如果采取第二个方案，倒是可以通过主动的后撤退守，集中主力部队缩短防御正面，有可能实现大纵深的弹性防御作战。这点也是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观点,也是会战总原则。但是，因为第二个方案，是由作战部的郭刘两位厅长大力主张，引起了与两人所在派系素有旧怨的国防部何部长的不满，首先就以国军无法承受放弃徐州放弃中原的政治后果的理由而否定了。结果，国防部在上报的时候，就只上报了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就不了了之。
　　就是这个出奇的方案，蒋总统亦未照它的计划及时实施。


第三百五十六章 烽火(八)
　　毛泽D、周恩L有一种预感，认为将要进行的淮海战役绝不仅仅是一个华东野战军的作战，也绝不是一个战场上的作战，它将会演变成一场如辽沈战役一样的大战，而这场大战需要一直并肩作战的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密切配合才能获得全胜。所以，毛泽东一开始就考虑到了中原野战军的使用问题。
　　在解放战争第二年作战中，华东野战军可以说一直在配合中原野战军作战。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后，全国主要战场就由山东转向中原地区，原来是刘邓配合陈粟打破敌人对山东的进攻，转变为陈粟配合刘邓挺进大别山，战略重心由内线转到了外线；从1948年夏季到淮海战役发起前，又转变为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现在，战争局势的发展需要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协同作战。
　　1948年10月11日，毛泽D获悉郑州的第六兵团东进的消息，即指示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以免其加至徐州方面，妨碍华野的作战。
　　刘、陈、邓深刻领悟毛泽D的意图，立即着手部署：陈、邓率中原野战军主力第1纵、第3纵、第4纵、第9纵并一部地方部队东进举行郑州战役，准备以攻击手段吸引国军第六兵团和第二兵团一部回援；刘伯承与中原野战军邓副政委、李参谋长，指挥中原野战军第2纵、第6纵及中原军区部队，牵制听到郑州解放的喜讯，毛泽东说：郑州解放、陇海、平汉的铁路枢纽为我掌握，对整个战局发展极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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