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手下不是常宣传”领袖的力行哲学“吗？就是这个杜名的来源。”力行社“的外围团体有两个：一个叫做”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全部由黄埔学生组成，后来又发展到陆大学生。一个就是”民族复兴社“，则包括黄埔与非黄埔系的分子，军人与非军人，范围较”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广得多。
　　所以也有人说。蓝衣社的组织分为三层，核心是“力行社”，中间一层是“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外围是“民族复兴社”，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这一名称，原本是黄埔军校初期进步的左派组织，与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相对立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为西山会议派的组织，黄埔军校中以何应钦与缪斌两人为文武两领袖，但声明与西山会议无关；因此何、缪两人在民国十五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均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所谓“孙文主义”也者，就是根据戴季陶所着“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一书，说孙中山先生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的。
　　蒋介石所以要利用这一名词，用到法西斯团体上去，实在恶毒非凡。他的目的，就在使一些年轻人认为：蒋介石是“尽善尽美”的。法西斯的罪恶可以统统推到别人身上去，除基本以反共为中心，凡是可以把责任推给中共和一般老百姓的，便统统推到共产党和老百姓身上去，对于国民党统治无可掩饰的“德政”，则诱之于桂系军阀、冯、阎、东北军、西北军、西南军人等等其他派别，实在不能推给其他派别的，那就推到ＣＣ、政学系或者宋子文、孔祥熙身上去。于是，在若干狂妄而愚鑫的黄埔军人眼中，对于连自己也瞧不上眼的国民党腐败糜烂的统治，总是说：“这不是领袖的意思，是他的那些左右把事情搞坏了，领袖自己也很苦闷！”
　　在黄埔系中下级人员“迷信”的眼中，蒋介石变成一个“尽善尽美”的“领袖”了。
　　蓝衣社的中心人物有所谓“十三太保”。这个名词的由来，因为据说沙陀国王李克用有儿子、义子十三人，称为十三太保。“太保”等于清代的“贝勒”，即“王子”之意。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蓝衣社的十三个主要人物，俨然以蒋介石为皇帝，他们都变成了“太子”，这份得意劲儿，真是难以形容了。
　　却说这“十三太保”乃是：曾扩情、贺衷寒、酆悌、戴笠、康泽、邓文仪、刘健群、潘佑强、萧赞育、杜心如、黄杰、刘吟尧、蒋坚忍等人。其中除刘健群一人外，其余都是黄埔学生，因此刘健群虽然提议了“蓝衣社”这个名字，但他却饱受黄埔系的排挤，尤其在抗战时期挨挤挨得更惨，曾一度“看破红尘”，以失恋为借口，出家做和尚去也。不过此人早已返俗，沉浮于官场中了。
　　曾扩情、刘健群、贺衷寒三人都做过“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主持过部队政训工作，也即是部队中的特务工作。曾扩情在民国二十五年任“西北剿匪司令部政训处长”，西安事变后垮了台，被蒋介石关了好几个月，这是后话，按下再表。酆悌在抗战初期任长沙警备司令，民国二十七年放火烧毁长沙城，闹得天怒人怨，因此被枪决。火烧长沙城后，谣传纵火的目的在出其不意地烧死周恩来，因为那时武汉失守，周恩来正在长沙，而国民党要人则不是已去重庆，便已到了衡阳，酆悌便想借着“敌骑将至、焦土杭战”的口实先来一把火，不料这把火在民情怨愤、舆论大哗的情形下葬送了他自己。酆悌被枪毙后，长沙、湘潭、湘乡、邵阳一带盛传真酆悌已经放走了，被枪毙的酆悌是假的，理由是当时酆悌的老婆几乎没有哭过。此说当不足信，但另一方面说明了蓝衣社常做假事情，惯于偷天换日，因此有这种传说。
　　十三太保中比较有名的几个，最后只剩下戴笠、贺衷寒、康泽、邓文仪四人。如今戴笠已遭横死，康泽早已被俘，只剩下贺衷寒与邓文仪两个在合湾挨日子了。
　　却说当年蓝衣社的工作，可以分为：一、调查（情报）；二、行动（监视、禁锢以及暗杀），三、组训；四、筹款。上述四大类中，以情报与行动为主，筹款则比较简单。除财政部拨给军事委员会的巨额机密费，向各地方军事、行政长官索取报效，实际上类于摊派，如借口举办事业，代募股金或者是收买货物、代垫货款等之外，还有一个生财之道：制造和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
　　圈内人都很少知道，抗战之前上海就有两家大规模的制毒机关：一个在上海北郊长江边的浏河镇附近，是蓝衣社直接经营的，一个设在南市保安队队部里面，是孔祥熙、吴铁城、杜月笙经营的，这两个庞大的制造与贩卖毒品的大机构，要缴纳一定的利润给蒋介石作机密费用，也即是蓝衣社经费的另一财源。
　　但这个秘密怎么会揭穿，倒是件有趣的案子。先是四川地方势力一次贩运了五十余万两鸦片，浩浩荡荡运到了汉口，四川地方势力还没有领教过蓝衣社的滋味，事先并没有打交道，当然更谈不上同蓝衣社合作，于是一到汉口，便给蓝衣社抄没了。那时光蒋介石自兼禁烟总监，正在雷厉风行的火头上，蓝衣社替他一口气查到了五十余万两，当然很高兴，“土”，即是“财”，这位禁烟总监决不会把这批到手的黑土化为灰烬，可是也不能随便交给旁人，于是蒋介石便交给孔祥熙处理，要他去制造吗啡。
　　孔祥熙于是转给了当时的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和杜月笙两人办理。吴、杜二人便在南市（所谓“中国地界”）一个保安队的中队部里建立了吗啡厂，当然十分保险，反无没有任何人敢去碰它，就这样大量生产吗啡，获利无数。正这是个没本钱的生意，“原料”统由“禁烟总监”无条件、限制、无任何恐惧地大量供应，一向相安无事。
　　问题出在浏河吗啡厂，上海市保安队并不知道这个厂是蓝衣社开设的，蓝衣社当然也不会出面承认他就是老板。但制、销吗啡是个“好生意”，保安队决心发洋财，一夜之间就把这个“工厂”抄没了。这件事情立刻给吴铁城、杜月笙知道，右手收进保安队的“破获庞大毒案”，大批毒物，左手把绝大部分的“毒物”发还给“工厂”，这件事情也就不了而了。
　　但十三太保们认为奇耻大辱，非采取报复行动不可，当下纠集大批人马，利用警察名义，也在一夜之间把“南市保安队中队部吗啡工厂”围了个水泄不通，经过剧烈搏斗后，蓝衣社不但搬走了毒品，而且连制造机器也照单全收，这一来就闹得满城风雨，上海市“消息灵通人士”就知道了这个秘密。
　　吴铁城当然不甘心，因为这个吗啡厂是奉命开设的，便向蓝衣社交涉。蓝衣社却提出“有力证据”，指出五十余万两烟土早已超出了，以前虽是奉命，但现在却是私造，振振有词，几乎使吴铁城卞不了台。后来还是由“禁烟总监”通了个长途电话，一场“禁毒”风波才告平息，当然，浏河、南市两个“工厂”照样开了工。
　　抗战中期，蒋介石又在川、康、滇、黔各省严厉禁烟，又发生了一件案子。那是在民国二十九、三十年间，上文表过，蒋介石在川、康、滇，黔各省严厉禁烟，没收了两千余万两烟土，“禁毒”成绩真是庞大惊人！蒋介石仍旧交给孔祥熙办理，但鉴于有这么一次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例子，叮嘱他这次务必要同蓝衣社合作，免得再大动干戈，要知道这是抗战时期，如果发生了这种事体，那太不体面了。
　　孔祥熙非常肉痛，因为这样一来要去掉五成利润，但一想到不合作是不行的，也只得奉命行事，结果两千余万两烟土都贴上“军用品”的封条，浩浩荡荡运到广东转销沿海各省去也！
　　年来在香港台方报上常常看到“中共向海外贩运鸦片筹募经费”的“新闻”，台湾还把这些“消息”提到联合国去过，阅后不禁莞尔。目前蒋介石在香港出版的报纸为了打击中共，竟连自己那一套“看家本领”——贩毒也作为对方“想当然耳”的“劣迹”之一。因此使人恍然大悟，原来香港蒋介石报纸上所有描绘大陆如何黑暗、如何荒淫、如何营私舞弊、如何槽蹋女人、某长官如何在半山大置房产、某干部如何在这里乐不思蜀，……这些事实的确是绝对可靠的，问题是“时间”并非目前，而角色又不是大陆上的人而已。
　　“蓝衣社社长”蒋介石制毒筹款的故事是说不完的，但为了使看官们的印象再深些，不妨再举两个抗战时期所发生的例子。
　　鸦片、吗啡、海洛因虽属禁品，但事实上既然是这么回事，于是形成了产、销、供应“货如轮转”的局面。抗战时期，西康雅安以及四川松潘一带产量更多。如果烟田地主同十三太保系统合作，可以不致出事，反之，那就“收成”堪虑了。但川康一带有些土劣为了仇恨蓝衣社的“捞过界”，宁死不肯合作。
　　蓝衣社对不肯合作的“烟区”从不骚扰，反而唯恐他的烟田不够广阔、罂粟花不够鲜艳、产量不够丰富。但一到“收山”（割鸦片）的时候，便奇兵突出，几路包围，实行抢山（夺取鸦片）。于是天摇地动的“鸦片之战”便在丛山峻岭或荒僻梯田间惨酷展开。在这方面，蒋介石是经常大捷的，因为蓝衣社的武器崭新（西康少数民族当时被迫种烟者，最怕蒋介石“抢山部队”的手榴弹，称之为“轰天雷”），人马又多，而且他们是“合法”的、堂堂皇皇的“禁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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