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割鸦片不同于收割稻谷，它必须在极短极短的时期中完成，一来是怕“抢山”，二来割鸦片有如割桐油，一刀下去，乳汁就流了出来，苟不立刻煎熬，便要很快变色变质，那就卖不成好价钱了。因此川、康一带“收山”时，人们连吃饭、拉屎的工夫都没有，特许进山贩卖食物的小贩负责喂饭，把面食夹肉块一小块一小块往“烟农”嘴里塞去，“烟农”通常是连正眼都不瞧一下的，吃饱了也不会钞，只要把刀子刮一些鸦片，放在小贩篮中的洋铁罐里，便算是代价了。
　　鸦片“收割”的场面庞大而紧张，“烟农”们为了怕蓝衣社抢山，事先必须请人帮忙“守山”（警戒和战斗）。那时光三山五岳好汉闻风而至，问题在这里了，“守山部队”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
　　由于连年军阀内哄，落在民间的武器不少，但大都陈旧，性能极差。黑社会中人同烟农们便找到了一个“军火供应厂”：国民党正规军。以民国三十三年秋季，胡宗南部队第一军自陕西进入川北后一次卖掉的崭新武器为例，就有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五挺、步枪三十支、子弹三十箱、手榴弹六十颗之多，外加奉送照明弹一颗。
　　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是甲种装备的部队，它的任务是“看”住延安，不必抗战，因此它的新武器几乎没有动用过。川北某地的“舵把子”（黑社会首领）买到这批武器后武装了他的“守山部队”予蓝衣社的“抢山部队”以惨重的打击。抢鸦片是不能等待援兵的，更无法卷“土”重来，前文表过，收割鸦片是必须在极其短促的时间内完成，蓝衣社这一次既未得手，又遭损失，大为震怒。调查结果，对方的武器原来得之于“甲种师”，演出了自己的子弹打进了自己人心脏的悲剧，但也无可如何，只得不了了之。
　　还有一个例子：抗战时期某年，蓝衣社员汪一能出任松播县长，当他离开广元县府到达松播的时候，什么事也懒得管，把全副精力去调查烟田，明查暗访，掌握了很多资料，待“收山”时间到达之日，这位县太爷便率领凡能调动的警察、便衣、别动队之类一个团之众，一马当先，志在必得。松播烟田更为荒僻，汪一能心中有数，所以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够，但出兵之日，地方士绅前来劝驾道：“汪县长，千万试不得，这种事情我们见得多了，还是不要大动干戈的好。”
　　汪一能一听心里高兴，他知道这些士绅们同烟田老板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如今士绅们来劝他，一定是受了对方的委托。那是不是对方的守山实力太差，不敢交锋之故呢？士绅们见他沉吟，便轻轻地跟他说道，“反正是为了鸦片，汪县长有什么条件，大家可以谈谈。”汪一能一听更高兴，心想如果半途而废，了不起拿到一笔巨款，但如果抢山呢？这收获又大不相同了，于是板着面孔说了些“礼义廉耻、领袖禁毒”的官话，一团人浩浩荡荡入山去了。
　　汪一能的“剿毒”行列蜿蜒于松潘附近丛山峻岭间，为了向一个大目标突袭，他们绕道而行，真是做到了鸡犬不惊。直到傍晚，目的地已在望，这一团人平时舒服惯了，经这一天跋涉，大家累得筋疲力尽，汪一能正在打算分兵包围的当儿，突地山上锣声大鸣，满山遍野一片杀声。
　　正是：当年老蒋执政时，“鸦片战争”无休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格杀打捕 毛发俱竖话戴笠 吃喝嫖赌 唏嘘叹息看特务
　　话说“剿毒部队”手足无措，汪一能究竟是半路出家，并非真的能带兵用兵。对方居高临下，自己完全暴露，仓猝应战，除了挨打，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这么着不到一顿饭功夫，一团人已经损失大半，只听见山上在叫：“别放汪一能这狗入的跑了！”
　　“捉住汪一能，把他的心肝煮碗醒酒汤！”
　　汪一能吓得屁滚尿流，进既不得，退又不能，躲在岩石背后失了主意。残余人马听说对方仅仅是想捉汪一能一人，于是非逃即降，纷纷作鸟兽散。汪一能的结果当然是可以想象的：当夜，他的心肺肝脏已经在大锅里熬成一镬汤。
　　蓝衣社若干中下级人员为了邀功发财，的确已经为他们的团体付出了生命，但十三太保和“禁烟总监”，那是坐享其成，无惊无险。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制毒筹款是蓝衣社主要工作之一，其二，该算是组训工作了。
　　组训工作就是各种“训练团”及部队中的政治训练，其目的有二：一、灌输法西斯思想，加强盲从教育；二、监视并侦察受训人员。
　　他们在“训练团”中常发动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由蓝衣社分子首先发言，把一些官吏痛骂一顿，以引起他人说出心中不满的话，据此而判定谁是“不稳分子”，再加上种种帽子。这一项工作当时主要由贺衷寒、邓文仪两人负责。贺衷寒在抗战以前任军委会政训处长两年多，还兼任“中央新闻检查所所长”一年多（在贺之前该职由国民党中宣部叶楚伧兼任）。
　　贺衷寒读过很多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然这是很明显的，他读书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什么问题，而是从一字一句中去找“漏洞”，绝不估计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充实他的反共理论。凡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做过新闻记者，而且还出席过贺衷寒招待会的，大概都还记得，贫衷寒一开口就要骂新闻记者没有“国家观念”，因此在新闻记者等人眼中，他是个极端狂妄的人。抗战后他曾任政治部的厅长及第一战区的政治部主任。
　　邓文仪曾任“国防部新闻局长”，当时蒋介石军队中的政训机构都改变名称叫做“新闻处”或“新闻室”，“新闻”两字的意义就可想见。邓文仪曾干过情报，这一部分工作被戴笠并吞了。在这同时，邓文仪还是蓝衣社文化工作的主持者，有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的团体办了几十个刊物，在民国二十一、二十二年间，每月的经费达二十万元之多。后来邓文仪曾经栽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筋斗，不但把每个月二十万的经费丢掉，而且几罹杀身之祸。
　　当时发生了火烧飞机场案件，损失甚大，蒋介石大为恼怒，便派邓文仪前往调查。邓文仪找到航空署长徐培根，还没话入正题，徐培根把他拉到办公室里，锁上门，从保险柜中拿出一大叠现钞，一支手枪。徐培根对邓文仪说：“你也不用调查了，这件事，是我搞的。飞机场失火的确是我故意纵火的。我还跟你说实话，我挪用公款去做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你明白，我们的领袖以前也是在交易所混惯的，不料我没有他运气好，一次一次亏本，累积到如今，已经快到三百万元了！我无法弥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零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梢的钱，除了送在交易所和给我用去以外，只剩下这八万块。”徐培根拍拍手枪：“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下这八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是你不收这八万元，我就一枪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一陪，做鬼也热闹些，老邓，你考虑考虑。”
　　邓文仪经徐培根一耍流氓手段，一时也没有主意，结果在钱与命之间选择了一条既要钱又要命的路，他收下了这八万元，第二天便向蒋介石报告道：“飞机场失火的原因已经查明，乃是因为飞机场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
　　蒋介石当时信以为真，但他同时已另外派人去作侧面调查。这个人并未捞到油水，回来便据实相报，蒋介石一气要枪毙徐、邓二人，但给其他“十三太保”劝住了。蒋介石说枪毙他们的原因倒不是为了营私舞弊，而是欺我瞒我，这口气是不能忍受的。“十三太保”费了好多唇舌，这才留下了徐、邓二人的两条性命。事后徐培根撤职，在南昌关了一年左右。而邓文仪也一度失宠，不仅原来已预定的南昌市长没有到手，而且每月二十万元的文化事业经费也取消了。他那个“文化建设学会”就为一ＣＣ的“文化建设协会”所代替。
　　“文化建设协会”的实际主持者为抗战时投敌出任汪记中央大学伪校长的樊仲云，主要的“理论家”为托洛茨基分子叶青。叶青在ＣＣ系统下虽十分卖力，但并不得意，抗战前后转入蓝衣社后始被胡宗南优待，国民党六全大会时以反共有功被提拔为中委。如今在台湾惨烈的派系挤轧下，已经失去了他的“黄金时代”。
　　邓文仪跌了这一个筋斗，一直到抗战以后才慢慢地抬起头来。但目前挤在合湾这个小岛上，他的“组训大才”已经无用武之地了。“
　　除了组训与筹款之外，蓝衣社四个重要的工作中，尚有调查（情报）与行动（监视、禁锢、暗杀）两项，而这两项是蓝衣社的主要工作。
　　情报工作与行动分不开，蓝衣社的”全盛时期“中大都由戴笠负责。戴笠本是黄埔三期的学生，因为有一次校方派他到上海采购物品时用光了身上的公款被开除，后来不知怎的又在军校六期毕了业。戴笠好色，而且”好“得厉害，讲出来十分难听，几乎令人不能相信。
　　”戴老板“在黄埔学生中班次较低，资望较浅，但实权则最大。蒋介石所以对他特别信任，一来他是浙江人，二来当江西”剿共“时戴笠已经干开’特种工作”，独来独往，效忠蒋介石不在“铲共义勇队”康泽之下。因此在抗战之初，戴笠的军衔不过是上校，但他都下却有很多少将，还有经过他保荐而做民政厅长的，气焰之盛，也可想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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