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蒋鼎文接着将在明天启程回京，届时送去蒋委员长的几封亲笔信，一封给中央政府，一封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一封给蒋夫人。”端纳顺便刺了一下：“蒋委员长正在大发脾气，在西安要发个电报难如登天。这并不是张学良不准发，而是你们南京封锁得大厉害了！”
　　南京给这个电话搞得满天星斗，宋美龄这下子气儿更壮，她接连几次找到何应钦，告诉他蒋介石无恙，告诉他武力讨伐反而解决不了问题，告诉他主战者别有企图，要他小心！
　　何应钦伤脑筋还不止此。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中，西安的反日联军已经成立，这阵容包括十三万东北军、四万西北军以及九万多名红军。张学良被举为反日联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杨虎城副之。张慕陶收买南京军队的阴谋并未实现，于学忠部下的东北军自动在兰州发动政变，解除了南京军队的武装。甘肃境内五万中央军在东北军与红军的严密监视之下，不准乱动，只许安分守己静候命令。
　　同时，新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调遣东北军与西北军东开至陕西与山西、陕西与河南的边境。红军也奉命南下，七天内布防渭河以上的陕西北部全境。彭德怀率领红军前卫驻扎在距离西安只有三十英里的三原，徐海东部下万名红军则布防西安四周，预备向陕西、河南边境移动。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守望相助，一方面进行防御布置，一方面都肯定宣言反对新的内战，声明他们的举动完全出于政治目的，否认有进攻动机。事实上他们也并未进攻，但张慕陶的阴谋已彻底粉碎。他想收买少数军人置蒋介石予死地，制造中国大混乱的如意算盘，已经打不响了。
　　何应钦在南京一筹莫展，闷闷不乐，但蒋介石死里逃生后，也在闷闷不乐，一筹莫展。原来八项主张的实施步骤已经在西安展开，红军在新的大地上严格遵守这种主张，并且取消了一切反共命令、释放了四百多名政治犯、取消了新闻检查，废止一切反日爱国团体的禁令。好几百学生自由自在到乡村工作，在各阶层里组织了联合阵线团体，他们也到农村去训练与武装农民。军队中的反日情绪、收回国土的要求每秒钟在增长。西安与陕甘宁全省洋溢着抗战的歌声，西安这古城奔流着激昂的热血。
　　只有他垂下头来——蒋介石。
　　在南京，在全中国，抗日爱国的人们却抬起了头来。随着何应钦封锁西安稍为放松，西安电台的广播已经听得到了。有一天，张学良慷慨激昂的声音在中国上空雷鸣似地响了起来，显然那是个群众大会。据事后证实，那天张学良是在面向十万人演说。但在事实上，四万万五千万城心都起了共鸣。
　　“……同胞们、同志们！”张学良说道：“这一件事得从上个月说起，上个月，上海几家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他们抗议日本鬼子进攻绥远，这种爱国行动难道是不应该的吗？（合下一片呼喊声）难道是犯法的吗？（台下呼喊声更大）结果，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们，却在日本鬼子和中央军的两柄刺刀下牺牲了好多生命！这还不希奇，还有，”张学良咬牙切齿：“青岛日本工厂中的中国工人也有同样的罢工，日本海军竟敢自动登陆逮捕罢工者，并且占领了青岛。同志们，同胞们，你们想想，我们的国家还象话吗？可是还有教人痛心的，后来日本海军撤退前，蒋委员长竟答应他们禁止以后青岛日本工厂中发生同样的事情，否则他们就不撤退！”张学良大呼：“我们的国家变成这种样子的国家，我们即使活着，还有什么体面！”
　　在一阵严肃的静默之后，张学良说下去道：“因此，我们东北弟兄们绝对忍不住了，早在上个月，东北军全体长官们要求我向蒋委员长请缨杀敌，于是我又给委员长上了个签呈。”收音机中可以听见打开纸张的沙沙声：“为了达到辖制我们的军队起见，我们必须保持我们对他们的诺言。一有机会，就得让他们实现进攻敌人的要求。否则弟兄们不但怀疑我张某人没有信用，而且以为连委员长也在欺骗他们，因此弟兄们会不再服从我们。请下令给我们，动员一部或全部东北军立刻开赴绥远，援助正在抵抗日本鬼子的弟兄们。如果这样，我和十多万队伍，将服从委员长的领导，至死不渝！”张学良说下去道：“在这封信里，咱们东北军人恳切的语气、燃烧着的报仇的雄心、恢复军官已经失去的荣誉的希望，都已经强烈地透露出来了，但蒋委员长还是拒绝这种暗示，他仍旧要咱们打红军。”
　　“还有，就是那七君子事件，我也曾经请求他释放他们。可是我同那七个人非亲非戚，也不是朋友，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但是我反对他们被捕，因为他们七个人的主张完全同我一样。我曾经当面对蒋委员长说：’你处理人民爱国运动的残酷，简直同袁世凯、张宗昌差不多！‘可是他回答我道：’那是你的看法，我是政府，我的举动，就是革命举动！‘同胞们，你们相信么？”
　　十万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代替答复。
　　很多人听到了张学良的广播，给封锁很久的京沪、平津一带的新闻界，一方面感到气愤，一方面心痒难熬，同时何应钦的新闻封锁显然已松弛下来，于是各报乘机推出了并不新鲜的“新闻”。起先是透带一点儿，一看看没有“坏”反应，后来便大量泄漏出来，八项主张的纲领普遍地刊登在“有胆”的报纸上，——一切谣言全给粉碎了。
　　人们这才明确地知道：蒋介石没有死。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西北包括红军在内，并不要求造成内战，恰恰相反，他们在要求消除内战。
　　人们这才明白过来，西安事变不是蒋介石个人的安全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内战不能救出蒋介石，但可以使中国灭亡！
　　当人们明自过来的时候，何应钦脑筋更伤了，他似乎感到这一次的“机会”已不可靠，张慕陶的活动似乎也不可靠，而且一天来三遍的日本密使突地改为两天来找他一次，说话态度也没有先前“客气”，只是紧紧地追问他一个问题：“南京的总攻击令什么时候可以发布？”
　　何应钦只有不吭气。
　　同时，足以使何应钦大伤脑筋的人物，除了宋美龄，一个个都站出来讲话了。
　　在南京，在上海，抨击之声接二连三传到何应钦耳朵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以及一向反对蒋介石的宋庆龄，都在召集蒋介石的亲信，竭力阻止何应钦利用讨伐共产党的借口，造成进攻的企图，引起中国的混乱与灭亡。
　　其他如冯玉祥以及一般舆论更不用提了。而还有使何应钦伤心的，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各地军事政治领袖，对何应钦的讨伐反应非常冷淡。而且拥有实力的宋哲元和冀鲁两省的统洽者韩复榘先后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干脆反对战争，明明白白表示反对何应钦的计划。
　　就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蒋介石在心理上也迅速发生了转变。那是端纳回到洛阳之后没几天，张学良、杨虎城照例同周恩来、叶剑英、秦博古到达高桂滋公馆访蒋，继续商谈共赴国难的问题。更深夜静，朔风怒号，而室内温暖如容，坐在蒋介石周围的几个人，心头热得象火盆一般，在喷吐着火舌希望吞噬敌人，这情形使蒋介石冷冰冰的感情也无法不受影响，他与往日不同，倾听良久，竟然扭过头来问道：“我以为你们诚心表示爱国的举动，第一步该是让我回去，你们说是么？”
　　周恩来正欲发言，坐在蒋介石对面的张学良已经开口，他说道：“委员长，您所以逗留在西安，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您当然记得，从十二日那天开始一直到端纳先生到达西安同您见面为止。在这一段期间，您是坚决拒绝同我们谈话的。端纳先生到后，正好周先生他们三位也到西安，您就开始安详地讨论我们各人当前的问题。到了上星期二，原则上我们已经商定应该采行的关于国策的各项主张以及更改政策、遵守总理遗嘱、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物质上得到自由合理的发展。”
　　“因此，汉卿就发电报到南京，欢迎任何人前来聆听委员长的意见，并且给委座处里必要的安全办法，以防止内战的发展。委员长当然希望回南京，刚才您又提出了回南京的问题，我们也诚心诚意希望您快点回去，在心情上甚至比您还要急迫！委员长当然明白，如果汉卿没有诚念，如果我们念在杀人，别的不谈，就拿周先生他们三位来说，他们差不多每天同您见面长谈，大前天甚至谈了个通夜，委员长当场还表示周先生他们说的对，这还不够表示诚意吗？”
　　“不过，在汉卿这方面，问题就不同了。汉卿个人完全信任委员长已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可是委员长回到南京以后，是否会受到包围而继续内战，我们就不能担保了！委员长也同意汉卿这番顾虑，虽然您没有说出口来，但您是默认的，您没有反驳！”
　　蒋介石不则声。
　　“所以，”张学良说下去道：“今日之下，万事齐备，就只差一个来自南京的保证人。可是我电报如雪片飞去，回讯呢？”他摊摊手：“没有，端纳先生已经到达南京，蒋鼎文明天也要出发，将来他们都会告诉您：使委员长到今天还逗留在西安的原因的确不是因为我们，而是为了南京了南京不派人来，委员长就不能回去，问题就是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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