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宋子文头也不回，但立即起身往外走：“好好，请他在会客室等我。”边说边回房里换了件衣服，直往会客室走去。两人见面，顾祝同开门见山道：“宋先生，军政部的意思，要我在明天同宋先生一起去西安。”
　　“是么？”宋子文心头一块石头完全落地，可是故意问道：“顾将军不怕挨飞机打下来么？这不是一趟好差使呢！”
　　“宋先生别多心，”顾祝同颓然坐下：“用不着这些顾虑的。”他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说道：“一切以民族国家为重。”
　　宋子文冷笑笑：“好吧。我还有几个客人，一起去，大家碰碰运气罢！”
　　“请问还有哪几位？”
　　“其中一位是郭增恺，”宋子文道：“他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老朋友，我想请他一起去。”
　　顾祝同一怔道：“郭增恺还在监牢里。他在西安主张抗敌，给抓到南京来了，如果要他去，对委员长恐怕反而不利。”
　　宋子文笑道：“我想不会的，他不是那一种人！”
　　列位看官当想知道郭增恺将军其人，据他在《西安事变的时代背景》一文中自述道：
　　“一位精研子平之术的老友为我批命，肯定我一生中该有两次‘牢狱之灾’。但我倒先后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当六月三日游行请愿时，警察就将学生的游行行列强押到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我们就以教室内的课台权当卧床，睡了一夜，第二天才被遗散回去。”
　　“第二次是‘九一八，之后，东北各地义勇军蜂起，朱子桥将军正负责为义勇军各部队募集经费给养，因之，向朱将军要求补给和经费的义勇军代表来的就很多。朱将军感到非常困难，既未能了解各部的实际情况，更忧虑各部未能联合作战，徒为日军所消灭。为了前项考虑，朱将军戒慎恐俱，深怕把他向海内外热诚人士所募来的捐款，未能作适妥的分配；后一项顾虑是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如若听令各部队此起彼伏为日军所击破，那对全国战力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因此朱将军向冯焕章将军提议，由冯将军派人到东北，实地视察义勇军的真实情况，并试行努力，促成各单位的密切联系。当时，我正从游冯将军于山东泰山的五贤祠。冯将军遂以此生死之行的任务，责令我去执行。我亦因为这是实际对抗日本侵略贡献了绝好机会，所以，也即欣然受命。不料在我经过北平天津的时候，行踪为日本派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影佐祯昭所获悉，经他向大连宪兵队密报，于是，在我到达大连的当天夜晚，便被宪兵拘捕。所幸我的旅行目的，影佐没有得到详细的情报，而我的身边，也没有什么证件，故此在被拘留二十八天之后，经过十五天的刑讯，我就为宪兵队押登开往天津的日轮，强迫递送离境。”
　　“第三次’牢狱之灾‘是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发生于西安，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调查课所诱捕。宣示给我知道的，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的手令密电，那个电报中只写着：’限即日将郭增恺押解来京‘。被捕时间在该日下午五时左右。当晚由该课派了二十五名手持驳壳枪的便衣人员分乘五辆坐车，’拱卫‘我到了华清池，再由该处乘深夜东开之陇海客车，转往南京。关于我个人这次在西安所遭遇的’事变‘，其经过是颇当传奇性的，且留待以后再说吧。总之，自那时起，我便正式成为蒋先生的一个政治犯人了。
　　”五月九日晚上，我被押到南京，拘留地点是羊皮巷的陆军监狱。经过半年之后，到十一月十九日，当局就以留京任职为条件，由戴雨农将军带了一张’军事委员会‘的任命状，到牢中接我出狱，并将我安顿在中央饭店。当我在西安被捕的晚上，张汉卿将军的部属即把这件事情极机密的报告给在前方的张将军。七日，汉卿将军亲自驾其波音机飞韩城（陕晋交界处），和杨虎城将军晤面，告诉我之’事变‘的消息。杨将军当即电知他的南京办事处长李志刚先生，令李即访冯焕章将军，托其出面营救。这是半年以后我于’西安事变‘中到了西安时，他才告诉我知道的。“
　　”五月九日是星期六。十一日星期一早晨中央党部作总理纪念周后，冯焕章将军找到蒋先生，当面说：’星期六日，我的一个职员在浦口车站遇到郭增恺，他说这次来南京是委员长找他来的，可是，您找他有什么事情吗？‘冯将军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问话，是因为我之被捕乃是那时普遍流行的’失踪‘方式，政府照例是不予承认的，故此他说话只得技巧些。“
　　”蒋先生的答语倒很坦白。他告诉冯将军：’正是我要他来的，因为他在那里，阻挠剿匪，煽动抗战。‘“
　　”冯将军当时想，这八个大字的罪名，是近于一顶红帽子了，随即再说：’他曾追随我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与思想。假定有人给委员长报告，说他曾经说过什么对政府措施不满意的话，我想那可能是真实的，或报告他看过些什么反动的书籍，那大概也会是有的，惟我深知他最多只是就其个人研究思索的结果，可能对政府有些不满意的批评罢了，我保证他不会有任何党派的组织。“
　　”他从学校出来就在我那里任事，我知道他有些才干，如果委员长以为他在外边不甚方便的话，不妨留他在身边，其才干是可取的。“
　　蒋先生的回答是：‘好的，好的。我只要查查明白就好了。”
　　“五月十三日是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例会，宋子文先生由上海到南京，他向蒋先生说：’如若你能确实证明郭增恺是个共产党员，我便不来再说第二句话，如果没有证明——我确知道他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蒋先生在这次谈话中是有些火气了。他向宋先生说：’我不曾虐待他，我又不会虐待他，我教他们好好招待他就是！‘”
　　“在我被拘留之初期就有过近十次由军法官的’审讯‘。自首至尾从未触及我是否一个共产党员的问题，连接近这类怀疑的问话都不曾有过。这证明当局并非不明白我的政治立场，也没有要强加我任何不真实的罪状。全部’审讯‘都是关于对日抗战的意见，和推动抗日战争之实际行动的侦查。”
　　郭增恺将军又自述应邀去西安的经过道：“我本人的处境则更微妙了。南京对我固不信任，西安对我也不大信任。我是在这样环境下，应宋先生之约，去尽一分微力的。就南京说，我自羊皮巷那座小监狱，被一张军事委员会任命状放出牢门，在任职首都不得离去的条件下搬进南京城后，我不过是由一个百分之百的囚徒变为百分之七十的囚徒吧了。就是十二月十七日，宋先生邀我赴北极阁他寓所见面时，我还是由戴雨农将军那鸡鹅巷办公处的钱科长亲押接送。到了宋家，我进内时，钱科长就在车上等我，到宋先生送我出门，看到他，他下来，敬札，再让我登车，和我齐坐车后，才将我送回去——他们派给我住的寓所。”
　　言归正传。却说宋子文送走顾祝同道：“那我们明天见吧，我的专机，定明天下午两点直飞西安。不过我要请问顾将军，军政部禁止轰炸的命令已经下了没有？”
　　“下了。何部长命令将轰炸暂停，至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六时为止。”
　　“部队呢？”宋子文冷冷地问道：“轰炸是’暂停‘，部队是不是’暂停‘呢？”
　　顾祝同苦笑笑：“这个我实在不清楚。”宋子文也不追问，兀自大步向餐厅而去。
　　话分两头。且表南京闹得乌烟瘴气，西安却平静无事，蒋介石伸长着脖子望南京来人担保，度日如年。十八日晚间周恩来等同蒋介石又谈了一阵，告辞而去，只留下张学良一人陪着他。蒋介石捧着小茶壶边取暖边喝，静了一阵，他忽然笑眯眯问道：“汉卿，记得前几天你说过，自从你出国以后，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好象你并没有解释。”
　　“这个，”张学良拿过火钳，在火盆里加进几块木炭，搓搓手，面对着蒋介石坐了下来：“这真是说来话长。”他舔舔嘴唇：“回想起来，也很好笑。”他双手握拳，把十个指头的关节按得格格作响。半晌，这才抬起头来说道：“您当然很清楚，直到一九三一年为止，张学良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有人说我是东北三千万人民的独裁军阀；有人说我名气很响，好赌、慷慨、头脑是有的，只是爱吸毒物，还喜欢打高尔夫球；有人说我的个性多少受了土匪出身的父亲的影响，这些我都不想解释。”张学良透口气：“后来，您给我加以委定，送我一个副总司令的名义，这一阵的日子过得很平常，可是到了’九一八，我就惨了！”张学良朝蒋介石苦笑：“不抵抗的罪名是搁在我头上的。那时光我虽然在协和医院养伤寒病，但我并非孬种，我是主张打的！那时光我虽然只有三十三岁，但我有您曾经歃血为盟的大哥撑腰，我不怕里可是……”他垂下头来，两人又静默了一阵，张学良喝口茶说下去道：“后来我明白了，这一个不抵抗，毁了我，却救了您！您正在动荡的政权复趋稳定，重新开始歼灭红军了！”
　　“直到热河失陷，您跟我说，咱们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个人下台，否财在老百姓面前无法交代，我就装傻瓜引咎辞职，到欧洲考察了一年。”
　　“说考察当然是笑话，当时我懂什么？我能考察什么？可是我有我的打算。我在欧洲第一件要事，既不是会见莫索里尼和希特勒，更不是拜访麦唐纳，尤其不是想游苏联而被拒，原来我在欧洲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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