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对于大众之团结，强化对日抗战总动员，民主精神之昂扬，土地改革等，共党都有具体施政方针之决定，中共基于此种具体方针，不顾国民党方面之神经质的阻碍工作，切实向民主实施之路迈进。在此时期，最值得我等注目的，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此新民主主义论，乃在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之下，集中中共一切工作与理论的大成……“
　　”中国共产党无论国际情势如何激变，国共合作关系如何浮动，决不稍缓其民主化工作之努力……十一月十六日开始，于延安召开中国政治史上最初之民选参议员集合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毛泽东在第一日作可注目之演讲……在毛氏三十分钟的演讲中，仅述及中共于中国革命运动中如何展开工作，而不及其他，既非空论亦非大言壮语，凭其实践与知识的方针，而述及含有可令日本恐怖之意义。……“
　　”现在中共之民主主义工作，即已超越理论的阶段，而入于建设的阶段。日本在注目国共相克之际，中共已着着进行于建设工作……中共二十年来，永远忍耐如一，其沉着胆大与忍耐性，其勇敢与执拗，可谓异常，决不容人轻视之。“
　　”敌《剿共指针》第四号（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出版）载《晋察冀边区敌政策之一瞥》，内称：关于政治方面，去年以来，浓厚的表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之实施，而现在民主选举之结果，表现于各方面了。总括他们的报告，则有百分之七十至九十的人民投了票，其结果很好……民众之投票仍极踊跃，人民意识到自己与政权有了关系，这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现象。“
　　”中共尽可能努力改善民生。敌草野文男着《抗日中国相克之现象》一书（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东京出版）内载《中国共产党之工作真相》一文，内称：中共尽可能努力改善民生，用作争取民众之主要办法。不可讳言的，是中共党军无论上下级干部，对于中国的四万万劳农阶级，都抱着热烈的同情心。而中国的知识阶级，了解中共这种诚意，更以此为媒介，使下层民众对中共抱着期待。“
　　”前引东亚月刊《赤色民主革命与民主主义实质的估价》一文内称：或谓中共之主张，理想与政策，未必为中国之劳农民众所了解，此乃完全近于无知之误解，中共对贫民生活向上，常讲求各种办法，且对彼等之生活权的拥护的宣传，二十年来如一日。此千遍万遍之宣传，自能使人理解。“
　　”敌《剿共指针》第四号载《晋察冀边区敌政策一瞥》中称：在经济方面，增产问题是第一个重要问题，而我方最必需的棉花、麻等农作物，由于敌之食粮自给自足主义，而被改换为粮食作物，其产量较之事变前并未减低，而在个别地区，比事变前反有增加现象……此外，造林也相当发达，水利灌溉也有其对策，对选种也在注意。平山县有水田稻作，马铃薯等农业技术，各方面都加强了注意。冀中麦、粟、高粱等出产丰富。冀西在这方面不如冀中，但冀西山地则有农林，牲畜之指导机关之设立，并在努力工作着。肥料、灌溉、品种、耕作方法等生产手段，生产用具的改进等，因在抗战中受到很多的限制，还很难从旧式的生产方法进步到革命的生产方法……春耕，夏秋耕、麦收、夏秋收，都采取军政民协力的、军事的、社会的生产形态……他们使民众渐渐的习惯于社会的劳动，社会的生产，并且部分地增进了生产力，而且努力使民众了解这种方法的利益，这是可以看到的。
　　“合作社的运用。他们的政策，是把重点从流通消费部门都放到生产部门。合作社活动，在他存在的地方，组织非常广泛，以符合他们本来之目的。合作社运动，原来具有和商人冲突的本质，但在敌人方面，由于彻底行使了军政的权力，特别象贸易局的活动，在突破日本方面之封锁线和敌人所谓’反封锁线‘的政策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济南伪《中国青年》一卷六期（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出版载）资料室辑《中共的粮食斗争》中称：中共为了增加生产，提高效能，充实军粮……他们要运用种种方法，奖励最勤劳最精巧的生产者与生产法，他们用尽种种欧美原理而能最便利实行的施肥法，用柴炭等，与耕种法分垄分段等……谁愿意得头奖大荣誉吗？举行农产品大比赛会，大家都来竞争拿头子吧……因此，一种增产传遍了山谷，震撼了原野。……除了动员所有的人来从事既有耕地的生产劳作外，他们还要想法来增多耕种地亩，于是开荒——不，还是说开山更恰当些——要把完全是坚硬的不毛之山开拓出来，好种谷物。这种工作，在民间开展着，……这种工作，在匪区里的军队、机关、学校间也同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八路……从军，师干部到下级战士，都狂热发起是种兵农政策与代耕运动。他们亲身有计的节省开支，来自己开垦经营，喂猪，种菜，这样使他们’丰衣足食‘了。老百姓自然也欢喜，成百的替人耕，一天就突击出多少亩地，有时连军马，军驴也动员为民众耕种，并且吃饭一定回营自吃……他们这种殷勒，就是欲达富民养兵，国富兵强的手段。
　　”背枪上战场，荷锄上山岗，这是对军队每一指战员的要求。同样地，他们要求每一个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或是受训上学的学生，都要拿起锄头，爬上山顶开荒……“
　　”中共的现实主义。敌《东亚月刊》十六卷十号（一九四三年十月号）载《大东亚作战前后之中国》一文，内称：我们如彻底观察抗日中国的真相，第一，不能忽略的关键，便是中共的现实主义。现在在我们的周围，每一谈及中国问题，陶醉于大言不惭或如轻言一样的高谈者，颇不乏人。但中共方面，则坚决反对此种倾向，其干部每临指导时，则言必须以现实为可贵，并非站在群众之上，而是长在群众之中；不是应该命令群众，而是听纳群众的希望与意向。如此种种，成为中共实践的指南。“
　　”共产党之指导干部，有丰富之经验。伪《庸报》一月七日载该报济南支社电，题为《参战第二年决战华北新建设之展望》，内称：共产党具有相当强韧之劳力，尤其指导之干部，有丰富之经验，彼等对于战法、战术，常以全力研究之，并对自己的失态弱点反省修正，颇为机敏。时下级党员及民众，常以身作则，抱有实践之热情。“
　　”中共已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与领导地位。北平伪《新民声》杂志一卷八期（本年四月十五日出版）载吴利仁着《中共与苏联关系》一文，内称：’华北事变‘以后，中共感到民族垂危的危机，乃向全国提出’停止内战枪口向外‘的呼号……发出《八一宣言》、《告全国民众书》；同时停止苏维埃运动，而展开’抗日救国‘的大活动。这一转变，还由中共本身所计划……后来，中共在’沦陷区‘建立了几个’边区‘，厉行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其理论的创造及斗争经验的积累，亦均是中共本身根据中国具体情形所创造。今日中共虽属于国际运动的一支流，但中共本身具有自已的独立性与领导地位。毛泽东在党内……建立了无上的威信与权威……尤以彼所着之《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等数大论着，不但作了中共目前进行’抗日战争的理论根据‘，且被苏联称为’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及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中的发展‘……中共号召干部学习，亦提倡学习中国事情，了解中国具体社会，并鼓励干部力求实际，将马列主义及其辩证法灵活运用到中国具体情形上去。最近中共所倡导的整顿三风运动及调查研究工作，即可说明中共在日益走向中国化的过程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共今日是中国的。“
　　这里，请原谅老朽插一句嘴，当时中国所在的同盟国成员之中，有人写盟友美国却并未对中国以”盟友“身份相待。其中以”助蒋反共“最为可恶，可是时日既久，那些人也明白了八九成，对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为气愤，代之而起逐蒋恶蒋一片谴责之声。
　　正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回 灭共变共灭 敌伪凄惶无计 弱者抑强者 美蒋感受有异
　　书接上回，却说叶剑英那文件搜集敌伪资料，出处一一说明，文句不作修饰，百分之百保存了一个”真“字，使人越看越想看，只见它继续写道：
　　（六）灭共乎？为共灭乎？
　　”伪满《盛京时报》一九四一年Ｘ月Ｘ日社论称：……但从实际上言之，消灭共祸谈何容易。如共祸足以铲讨根绝，在事变前，早当不见于中国，即或犹有余孽，则今日报某地覆灭若干，明日太行区溃灭若干，何至反复扫荡，共祸仍无肃清之一日，盖不达到全面和平，共匪之巢穴未搜，此剿彼窜，无非糜烂民生，治安无迅速恢复希望。……以此而言铲除共匪，何异北辙南辕……“
　　”料想闻者必疑吾言，意以为反共是建设新中国的基础，若不从铲除共祸着手，安能得到全面的和平？即治安的积极工作，亦无从下手……但共产党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历史，往者之容共，反共，昭昭在人耳目。当事变未发生前，政府以中国的全军去讨伐共匪，犹不能克奏肤功，何况时至今日……’新中国政府‘所拥之土地、人民目前向不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谓清乡军，所谓非日军是否足以铲除共祸，他人不无几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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