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东北抗日斗争在全国总抗战中的性质、地位和前途，一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所重视的问题。早在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把东北抗联的斗争作为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并存，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34]实际行动配合正面战场，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这一中国抗日战争基本方略的有力证明，指出“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35]是实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特别是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36]。这是对东北抗联斗争在全国总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经典论述，同时也为科学地界定东北抗联的历史地位确立了思想基础。在此前后，朱德也从经济角度高度评价了东北抗联对日本综合国力的消耗，指出：“所幸东北同胞，组织了数万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不让日本强盗在那里安然开发资源和利用市场。相反地，日本强盗为了维持东北的‘治安’，却要派极大的军队，耗费了许多有生力量和每月数万万的军费。‘九一八’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半年之内，日寇为了占领东北，只花了三千万余日元的军费，而为了对付东北的游击战争，却要花更大的军费，总计自‘九一八’到去年三月（即1937年3月——引者注），日寇的军费消耗为十一万万日元”[37]。的确，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正如朱德所指出的，充分体现了抗日游击战争“最大限度地疲困敌人……使其前线不能得到补充，战地又无以征发，而失去其长期战争的能力”[38]的伟大经济意义。就这样，毛泽东和朱德从军事、精神、经济各方面分析了东北抗日斗争对全国总抗战的性质和作用，肯定了东北抗战在全国总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和人民战争理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同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决死战争，而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又以东北战场最为明显。全面抗战的爆发虽然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抗日战争，但仍未能改变东北战场孤悬敌后、外援不继的不利局面。因此，科学分析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和前途，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多方收集资料，分析研究，指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节节胜利的大背景下，东北人民也必将从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下解放出来，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从“东北究竟是首先沦陷而且是沦陷了十一年之久的省区，与其他各沦陷区终有时间上和程度上的差别”[39]的最根本实际入手，正视和解决“东北流亡人士与关外的联系已一天天减少，东北青年流亡到关内来的尤其到大后方来的更一天天困难，关内的东北健儿正在各战线上为国血战，关外的义勇军处境日艰，且更难得到内地的接济和联系，而日寇又正以重兵控制东北，对人民肆行镇压和剥削，在人民中间悲观失望的和受其欺骗而生幻想的并非无人”[40]等东北抗日斗争特有的困难，特别要重视“黎明前的黑暗，正有着一段最大的困难”，[41]坚持“加紧团结、加强国力，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在今天，我们更应强调自力更生，准备反攻，反对俯仰依人，反对悲观失望”[42]的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决心与东北同胞共同战斗，“一直打到东北原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把东北领土归还到中华民国的版图”[43]。这些论述在当时就已通过新疆和苏联传入东北，给东北人民，特别是喋血苦战的抗联同志指明了斗争方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以后又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所证明。

　　在全面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如既往地重视东北抗日斗争，高度评价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位和贡献。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抗联工作成为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张闻天在开幕词中，代表党中央向夏云杰、陈荣久、金伯阳、张文楷、李斗文、何忠国等抗联先烈致哀，[44]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杨松（即吴平）作为抗联代表与会并任大会秘书，向全体代表作了抗联工作报告。11月5日，大会向“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靖宇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兵士们、政治工作人员们”[45] 发出由杨松起草的慰问电。电文热情赞誉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46] 指出：“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停止日寇的进攻，以准备将来的反攻。东北四省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东北三千万同胞是全体中华人民的一部分。我国全民族抗战的目的，不仅是要把日寇从内地各省驱逐出去，以建立领土完整的、行政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民国。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忘记沦陷在敌人铁蹄统治下的东北三千万同胞，我们也不会忘记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民族死敌作长期斗争的亲爱的同志们。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47] 最后高呼：“东北抗日联军及一切抗日义勇军万岁！” [48] 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北抗联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充分肯定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任务和光明前途，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和收复东北失地的坚强决心，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杨靖宇在东北抗联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年年底，这份电报经中苏边境国际交通线辗转传入东北，成为抗联同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强大精神动力。此后，朱德又于1942年9月18日在《解放日报》上撰文《勉东北同胞》，高度评价：“东北抗日义勇军曾经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条件下，前仆后继，奋战不息……这些辉煌的行动，已为我们民族留下了坚决勇敢的模范，指示出继续前进的道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东北工作首次成为党代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七大”筹备期间，中央书记处就为东北抗联分配了代表名额， [49] 并拟由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七大”上作关于东北抗联的专题发言， [50] 1941年3月12日，鉴于东北抗联已与中共中央失去组织联系，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定李延禄和原吉东特委书记李范五（即张松）为七大正式代表。[51] 在“七大”文献中，东北抗联斗争也占有一定篇幅，继六届六中全会后再次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52]他还特别提醒全党注意“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53] 朱德在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高呼：“向东北抗日联军致衷心的敬礼！” [54] 彭真在《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发言中分析了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和任务，强调在不同地区的地下党工作中，“第二种，是东北四省沦陷区。在这些地区，敌人不仅统治着城市与交通要道，拥有点和线，而且统治着广大的乡村，拥有广阔的面。虽然在吉东等处还有极少数的义勇军，但力量与活动区域都还很小，还远没有可能造成包围城市的局面。在这些沦陷区里，我们不仅要加紧在城市与交通要道中进行工作，而且应该在一切可能开辟游击战争（小部义勇军和成股的土匪之存在，证明这是可能的）或能够配合我军与盟军进攻的乡村中，积极地进行地下工作，积极地组织地下军，并且广泛地开展伪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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