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地区，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城市产业中心、交通要道和乡村中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地带以及伪军中。现在我们还没有力量和条件，因而也不可能普遍在乡村中开展工作”。 [55] 在已与东北抗日联军完全失去组织联系达8年之久的情况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中央仍如此关注东北抗日斗争和抗日联军，并作出许多高度评价和正确指示，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彭真在发言中肯定了以周保中创建的抗联第2路军为骨干的吉东地区抗日斗争，并将其作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可以长期坚持的范例。这无疑是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后期斗争意义的充分肯定，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和新中国成立后时期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迅速歼灭了盘踞中国东北的百万日本“关东军”，东北抗日联军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一道，响应毛泽东和朱德的号召，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全面反攻，特别是在配合苏联红军和八路军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在中国人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于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20日，在已获解放的“九一八”爆发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副书记彭真、陈云和东北抗联幸存主要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胜利会师。11月3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由抗联扩编组建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此后，周保中又致函各地抗联同志，通知他们“和党中央的关系已经沟通，中共中央东北局已经成立，今后东北地区内整个党的工作统归东北局领导，原由抗联党组织所选出的党的东北委员会将没有必要保持其原职能，今后原抗联内的一切党员都将在当地的省委和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抗联人员也从即日起退出苏联红军第八十八旅”。[56]从此，抗联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踏上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新征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经受住了新的考验，为新中国的建立，为全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抗日战争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抗日战场上开始斗争最早、经历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牺牲最为惨烈的东北抗日联军，并对这支英雄部队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予以高度评价。

　　1945年9月20日至23日，刚刚抵达沈阳的彭真和陈云用近3天的时间，听取了周保中、冯仲云等关于东北抗联14年斗争情况的详细汇报，向抗联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接收了周保中和曾任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的崔庸健移交的抗联党组织档案和经费。在听完汇报后彭真动情地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十余年的历史中，最为艰苦的时期有三，第一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是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57]这一论述从党的历史的高度鲜明地体现了东北抗日联军对中国革命的牺牲和贡献，显示了东北抗联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崇高地位，成为对抗联斗争的经典性评价，至今仍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党中央一系列指示的基础上，东北局于1948年1月1日作出《关于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的决定》，再次肯定“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同志们，在党中央领导与抗日救国的总的政策之下，曾在极艰难复杂环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英勇斗争，曾得到东北人民的爱戴。八一五东北光复初期，又协同苏联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最后击败日寇，解放了东北，是中国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杨靖宇同志等和一切为反抗敌伪而英勇牺牲的东北人民无名英雄们是永垂不朽的，应该永远纪念他们”。[58]还应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以歌颂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此举无疑也是对以东北人民为先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充分肯定。

　　在抗战胜利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又曾多次对东北抗联作出高度评价，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即东北七七决议）时，删去了原稿中反映高岗等人意见的“我们在东北人民中的影响还很小很浅”[59]一语及其全部阐述，概述了“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60]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全过程。1949年5月16日，毛泽东又在中央起草对抗联总评价电文时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的为党工作”。[61]在此前后，他还指示对抗联要“承认东北党的组织，承认保中，承认山头”。[62]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又在访苏回国视察哈尔滨时嘱咐李延禄：“东北抗日联军，有成绩，有缺点，应该写出来。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益处”。[63]要“发动群众写东北党的斗争史”。[64]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多次肯定东北抗日联军的贡献，目前有据可查的有3次。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授衔授勋仪式上同冯仲云谈话时说：“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呀！”[65]1963年6月17日至19日，周恩来在陪同崔庸健访问哈尔滨时，“传达和表示过毛泽东同志和他本人对于东北抗联中朝同志共同作战关系的看法，即应该认定东北抗联实际上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军”，[66]指示：“要从多方面收集资料，编写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67]在此之前，周恩来还组织和参加了周保中、崔庸健等抗联中朝战友在北京的联欢活动。[68]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史的编撰工作自建国初期便已开始，至“文革”前已积累了大量资料，并对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八女投江”等抗联英烈的事迹作了广泛的宣传。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上述一系列评价是极具意义的。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独创性历史贡献，指出这些贡献是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基础，同时恰如其分地指出抗联的缺点和不足乃是中国革命逐步发展成熟进程中的必然产物，需要总结但不能夸大苛求：强调反对贬低抗联和抗联同志居功自傲两种片面性，党要承认和尊重抗联的历史功绩，抗联同志则要在这一光荣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总结和剖析自己，提高党性修养和工作能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要求发挥抗联同志和东北人民的力量，整理研究抗联斗争史，弘扬革命传统，总结经验教训，同时高度评价了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朝鲜同志，指出东北抗日斗争是中朝两党两国战友关系的基础之一。因为这一切原因，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的关怀和肯定，奠定了科学研究和评价抗联的基本原则，与高岗对抗联的贬低、否定形成了鲜明对照。抗联同志对此深有体会，正如周保中所说：“中央是肯定成绩的”，[69]而“高岗是有意识的搞混乱”。[70]

　　第二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高度评价和热情关心抗联同志

　　在东北抗日联军长达14年的悲壮苦斗中，涌现出了杨靖宇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的充分肯定和亲切关怀。

　　第一节 对杨靖宇的高度评价

　　【人物简介】

　　杨靖宇，（1905年2月13日－1940年2月23日），汉族，原名马尚德，字骥生，到东北后，化名张贯一，乃超，杨靖宇为其常用化名。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学生时代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6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秋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29年春赴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在河南和东北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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