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在满东北党（军）做为在中国抗日战线上有力之外线势力而受到重视……中共党不仅从未放弃其长期抗日之迷梦，还希望东北党（军）与之相策应，顽强且积极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对此点乃不难预想，因而绝不能轻视其将来之动向”。[164]

　　第二节 总结抗联经验教训

　　1948年1月1日，东北局在《关于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的决定》中指出：“重视东北党和人民十四年长期艰苦斗争的历史，研究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这对于目前爱国保田自卫战争是有裨益的”。[165]实际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直对东北抗联的经验教训予以高度重视和充分珍惜，并作为党中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参考借鉴。在毛泽东等的论述中，关于抗联斗争的经验教训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动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的经验

　　1936年7月16日，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以“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166]的榜样作为“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167]的有力证明。在回答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询问时，毛泽东指出：“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的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168]

　　作为中国革命战争的组成部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同样是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同时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人民战争。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战争的过程，也就是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并以无产阶级思想对农民和其他同盟者进行教育提高的过程。对于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而言，自“九一八”起，就担负起了发动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东北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光荣任务，但也面临着日本侵略者疯狂镇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和自身组建时间较短、力量不足、与东北人民联系尚显薄弱等内外困难和干扰。尽管如此，以满洲省委为代表的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还是承担起了这一光荣任务。早在1931年9月19日，在由赵毅敏起草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中共满洲省委就把捍卫东北人民切身利益的“要关饷要饭吃！要工钱要米贴！反对抬高粮价！反对拒用奉票！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到地主家分粮去！反对携款潜逃，发还学生膳写费！”[169]（原文如此——引者注）各项工作作为“发动游击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170]的前提和准备。随后，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深入东北城乡，担负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

　　通过他们的工作，东北人民对抗日救国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这两个根本问题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从而奠定了东北抗日斗争的群众基础。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32年哈尔滨人民的水灾赈济斗争。在杨靖宇、魏拯民、杨一辰等共产党员的发动和组织下，灾民们通过斗争，赢得了尊重人格，改善伙食、居住、医疗条件的胜利，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是以人祸加重天灾的罪魁祸首。斗争胜利后，“在难民中党组织了包括七八百人以上的斗争委员会，在难民中开始组织难民的反日会，发展了党的组织”。[171]在此前后，赵一曼和张兰生（即包巨魁）在哈尔滨工人中、李兆麟在辽阳灯塔农村中、冯仲云在松花江下游汤原一带，也都以主要精力进行群众工作，著名的抗联老交通员李升就曾对冯仲云说：“我在东北各地乡村都跑过，还没看见过像你这样一个大先生，刻苦地跑到这样穷苦的乡下，来告诉我们这许多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我现在才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172]在上述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哈尔滨工人群众举行了多次罢工，辽阳人民组建了以李兆麟为首的70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并于1932年8月28日打响了轰动海内外的沈阳战斗，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造成了相当的国际影响。

　　随着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各抗日游击根据地相继开辟，发动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的工作也日益深入。在南满，杨靖宇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向群众宣传“中国一部叫日本占了，咱们得起来救国，别看我们现在人少，可以慢慢扩大，火柴虽小，点着东西就会越烧越旺，也就不易扑灭了。我们的队伍也和一团火一样，也会由小到大，最后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173]的道理，教育部队：“只依靠军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是不行的，比如衣食住行样样都需要群众的支援和帮助”，[174]规定部队中凡有强奸妇女、烧杀人民者一律枪决，“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警告。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察看或开除”。[175]以全体指战员“不准动群众一针一线，哪怕群众家里挂着猪肉，我们也不吃”[176]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此基础上，杨靖宇领导以磐石为中心的南满群众组建农民协会（后改称农民委员会，实际行使政权职能）、反日会、农民自卫队、妇女反日会、少先队（童子团）等群众组织，开展反对日伪暴政和减租减息的斗争，截至1934年1月，仅在磐石一地，上述群众革命组织的成员就已达到近7000人，还组建了民兵性质的磐石青年义勇军16个小队。[177]北满珠河游击根据地也极为重视发动群众和武装农民的工作，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赵一曼在这方面作了突出贡献。经过北满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的努力，珠河抗日游击区建立了农民委员会、农民自卫队、反日模范队、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其成员最多时达近2万人，[178]可以说，如果没有上述一系列发动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的显著成绩，就不会有东北抗日斗争的高涨和坚持，不会有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存和发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对东北抗日斗争中的群众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一再予以指导。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把“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179]作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特别要求“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争斗走到直接的革命争斗”。[180]在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5年6月3日指示信中，布置群众工作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在六三指示信中，明确指出：“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特别是我们的队伍，要使其成为强有力的，能够影响一切反日武装力量的中心队伍。一切拒绝民众入队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入队条件不要过高，只要是真正愿意参加反日的就把他们吸收到反日队伍里来，绝不能因为防止奸细的混入或因缺乏枪支与给养而把广大的反日民众拒绝门外，只有吸收广大的民众到队伍里来，才能真正反对奸细和解决武装与供给……我们不要等待民众来加入游击队，而是要全党努力动员群众来加入，要把扩大游击队征收员造成经常的群众运动，使一切民众将加入游击队视为最光荣的事”。在这一基本方针指导下，加之受到东北抗联英勇斗争和重大战果的激励，东北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抗联发展到11个军3万余人，不仅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新高潮，而且在全面抗战初期有力地牵制了日伪军，从战略上支援了关内抗战。

　　在发动群众和武装农民的工作中，身处抗日第一线的东北地方党组织和抗联主要领导同志也作了积极的探索。1933年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中，严肃批评了“对广大的反日群众实行关门主义，事实上不能不在蓬勃发展着的游击运动方面，在几十万反日游击队方面表现党的无能及束手无策”[181]的“左”倾错误，并对工人、农民、朝鲜族、伪军士兵等方面的群众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杨松在东北工作期间，特别重视发动群众和武装农民的工作，他不顾日伪严酷的白色恐怖，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有关东北社会各阶级状况和中共群众工作实践的第一手材料。在分析研究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杨松指出：东北抗日群众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于以“既着重抗日，同时也要在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使民族革命与阶级斗争配合起来”[182]的基本方针，解决好抗日和民生的关系，同时要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灵活采取组织形式，并且加强“各抗日团体自身组织上的巩固与对群众自己的教育”，[183]按照“收集和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全国的总反攻”[184]原则加强大城市工作，重视伪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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