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后，在中共中央和东北抗联已完全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党中央更加重视八路军挺进东北工作，尤为关注冀热辽根据地的建设。1938年2月9日，毛泽东电告朱德、彭德怀并告刘少奇（即胡服）、杨尚昆、周恩来和叶剑英，部署开辟冀热辽根据地、相机挺进东北的工作，提出了建立雾龙山（即雾灵山——引者注）抗日根据地的设想，并准备选派高级领导人和东北干部来此工作。 [149] 自6月起，晋察冀军区所属八路军正式出关作战，并在17日至23日的兴隆县城首战中歼敌近700人， [150] 令日寇发出“治安已处于一刻不容偷安之状态”[151]的惊恐悲鸣。7月底，承（德）兴（隆）平（泉）联合县政府成立，这是八路军在伪满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2月7日，以萧克为首的挺进军组建完成，并在以后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并准备将来再向辽宁前进” [152] 战略任务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冀热辽根据地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使根据地截至抗战胜利时已发展到辽西绥中地区一带，建立了15个联合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 [153] 并于1945年6月27日打响了关内主力部队挺进东北的前哨战。在最后的大反攻中，作为东北境内唯一的抗日根据地，以李运昌为主要领导人的冀热辽边区为打通党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5月8日，彭德怀在《对冀热边进行长期战争的指示》中，高度评价了冀热辽根据地的斗争，誉之为“这不仅对平西冀中抗日根据地有实际配合作用，而且对东北人民与义勇军给予很大鼓舞，同时也给了平津及东北敌伪以威胁，当会引起敌伪以严重的注意”。[154] 的确，冀热辽根据地在收复东北失地，解放东北人民，特别是客观上同东北抗日联军形成遥相呼应的战略态势，共同形成对日伪法西斯殖民统治致命性冲击的贡献，已经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册。

　　（2）派联络员和地下党员赴东北寻找抗联

　　在筹划关内主力部队相机挺进东北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极为重视寻找东北抗联、设法恢复联系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对此都很关切。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抗联工作研究会议上指示：“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 [155] 周恩来和彭德怀在努力恢复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组织联系的同时，还致力于协助正在东北和关内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力量建立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彭德怀就此事向金日成作过通报。金日成回忆道：“有一年我访华时，周恩来和彭德怀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前线有许多全副武装的朝鲜青年要求我们把他们送到金日成部队去，但是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他们没能如愿以偿，被分配到华北义勇军去了”。[156] 1941年8月27日、12月29日和1943年1月12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陈云参加下，先后3次研究部署了派干部到东北寻找抗联和进行地下工作问题，确立了“调查情况、建立据点、打通今后开展工作”[157]的东北工作方针，指定康生、陈云、彭真负责选拔干部派往东北。[158]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组织部一直把恢复与东北抗联的联系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以抗联干部杨松、李延禄、李范五等为主体的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做出了巨大努力。1941年后，党中央决定由韩光主持，在靠近东北的晋察冀边区再次组建东北工作委员会，以“精干隐蔽，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159]为总方针，在重建已被严重破坏的东北地下党的同时，继续寻找东北抗联部队。自1942年以后，新东工委共向东北派遣干部数十人，范围遍布长春、沈阳、哈尔滨等东北各主要城市，其中“派到牡丹江、鸡西、鹤岗的同志，主要任务之一是寻找东北抗联部队活动地区和活动情况，他们曾回信给东委说，关于抗联一点消息也没有”。[160]

　　中共中央试图恢复与东北抗联联系的努力，在全面抗战期间始终没有停止过。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就是交通员王鹏的千里跋涉。王鹏原名彭申年，系东北抗联第7军人员，1936年夏赴苏学习，1937年底随王明、康生、陈云回到延安。1939年6月10日，他奉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和杨松的派遣，作为中央派往抗联各军的联络员之一，同前往杨靖宇部第1军的李义广（以后下落不明）一起离开延安，经西安、渑池、垣曲到达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随后到黎城，由时任115师代师长的陈光亲率300余人护送到沂水中共北方局鲁南分局，在此驻扎5个月后前往胶东，由朱瑞安排在龙口化装为赴伪满的劳工上船赴东北，到东北后经南满铁路到哈尔滨，又坐船到饶河。因途中日寇严密搜查，王鹏不得不毁掉了朱瑞所开的证明纸件（盖有朱瑞手戳的一张纸）。就这样，经过千里跋涉，王鹏终于在1940年6月在饶河找到了以王效明、彭施鲁为首的抗联2路军第2支队，成为唯一与抗联部队会合的中央交通员，并向王效明传达了党中央“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并熟悉交通线以备今后联系的指示。关于王鹏此次联络，彭施鲁作了如下回忆：“发生了一件使我们颇感意外的事，有一个自称叫王鹏的30来岁的人，在大旗杆一带找到了我们，说他是由党中央派到东北来寻找东北抗日联军的，但没有任何信件，也没有任何可以说明他的身份的证件，他叙述了他是由山东经海路到东北来的，到东北后就从伪满的报纸上寻找有关抗日联军的消息，他看到了有关日本军在饶河讨伐抗日军的报道，就决心到饶河来，沿途受到了日伪军警的检查，自己不得不销毁所携带的信件和证件。我们从他的言谈以及所说到的有关八路军抗战情况来看，有可信之处，但也不排除有假冒之嫌。我和李成祥副大队长商量之后，将他转送到王效明那里。王效明认为要慎重对待，又转送到周保中那里。周保中在和王鹏详细交谈之后，认为他是可信的，尔后又将他带入苏联境内，并想在苏联人协助下使他由新疆返回中国再去延安。苏联人答复说在当时做不到这一点，以后就作罢了。王鹏被留在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后被派回东北做小部队工作时牺牲在战场上。这件事我一直放在心上，在全国解放后我向不少人谈起王鹏的事，最后在1981年才从原吉林省省长于克同志那里得知是经他的手将王鹏从山东派往东北我抗日联军的。他当时在山东省负责社会部工作。这件事说明东北抗日联军想在当时和党中央建立起直接联系是多么困难啊！”[161]在这里应该提及的是，据周保中记载，王鹏后被苏联远东军送往莫斯科，此后下落不明。1941年4月27日，周保中还致函苏方联络员王新林（据金日成和彭施鲁回忆，其真实身份和姓名为苏联远东红军情报部少将部长索尔金——笔者注），询问：“中共党中央交通员王朋（即王鹏——引者注）（彭申年），你派他往莫斯科去的理由及任务，请你再向我解释一遍。”[162]现有材料中对苏方是否答复及如何答复未见记载。

　　王鹏冒险历艰，终与抗联成功接头。虽因客观原因未能恢复中央与抗联的组织联系，但毕竟对抗联了解中央精神和全国总抗战情况起了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抗联同志从中更加感受到中共中央对抗联和东北人民的关心，感受到“中共党中央顾到全局，顾到东北，必有平行的群众工作，在东北广大阶层中进行着。并不因此而抛开了东北党原有党组织，相反的，中共中央是要恢复联系来加强原有的党组织的，一九四O年中共中央交通员王朋同志来到抗联及其证明”。[163]

　　毋庸讳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中共中央始终未能恢复与东北抗联的组织联系，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指示也未能传达到东北抗日联军。但所有这一切指示和工作并未因此而失去意义。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东北抗日斗争经验对于全国抗战的先导性意义，指出东北抗日斗争经验和全国其他革命力量的经验一起，构成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基础，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集体智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奠定了科学总结东北抗联经验教训的基础。冀热辽根据地与东北抗联战略上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态势，为最后收复东北作了初步但是必要的准备。更为重要的在于，这一切努力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东北抗日斗争和抗日联军的关怀，给日本侵略者以巨大的震慑。正如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在其绝密文件《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所供认的那样，“扬言收复东北失地之共产党第八路军开展勇猛果敢之抗日游击战，意欲给我军招致相当之困扰。此项活动绝非仅为扰乱我军后方，而是基于企图与在东北地区之抗日势力东北党（军）密切联络，从而导致对在关内的所谓全民抗日战争有利，对此大致可以予以肯定。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