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工作最为出色的是周保中，他以自己在救国军中的抗日决心、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朴实坦诚的风范迅速打开了局面，不仅赢得了王德林、吴义成等救国军上层首领的敬重，而且深得军心，在部队中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李延禄一起掌握了部分救国军武装，争取了柴世荣、王汝起、史忠恒等义勇军将领。在周保中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这部分救国军部队不仅在义勇军时期英勇战斗，而且在义勇军主力失败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东北战场上坚持战斗，柴世荣、王汝起、史忠恒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当时在宁安地区工作的共产党员于洪仁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争取和改造以李荊璞为首的群众抗日武装“平南洋总队”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东北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以后成为东北抗联第5军第1师的基干。通过上述努力，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和方法日益受到东北人民的认同，影响迅速扩大，东北人民自发的抗日斗争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提高和发展，并在日本法西斯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长期坚持。

　　在探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从东北毗邻苏、朝，与日本法西斯进行斗争的实际出发，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也进行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努力。这首先是与金日成、金策、崔庸健（即崔石泉）、梁世凤等在东北坚持斗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力量并肩战斗，结成了亲密的战友关系。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谱写了无数感人的史诗。八女投江就是中朝战友为共同事业而流血牺牲的写照。中共抚松县委书记张蔚华用鲜血和生命支援金日成的事迹，至今在中朝两国人民心目中影响深远。在艰难的岁月里，金日成同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东北抗联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直到晚年仍深情怀念“朝中人民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震撼了大陆，伟大的朝中友谊的传统在血战中开始扎下了根”。[202]其次，在抗联后期斗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经过以周保中为代表的抗联主要领导人与苏联方面的反复磋商，达成了苏方应对抗联予以支援、抗联在必要时可以苏联远东为基地休整训练的协议，从而使以后抗联部队在中苏边境苏方一侧隐蔽整训，组建抗联教导旅成为可能。这对抗联后期斗争的坚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也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给予的宝贵支援的组成部分。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以周保中为代表的抗联同志也坚决抵制了苏方“改变东北抗日联军的性质，变抗联为他们的侦察部队”[203]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坚持“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但中国共产党又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该是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附属组织，这个独立性我们不能丢掉，这是原则……各个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是相互支持的，但是每个党员又必须是首先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斗争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仅不能排斥爱国主义，而且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二者之间前者应该是主要的，如果颠倒过来，就等于头朝下走路”[204]的原则立场。最后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下，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达成了“中共党组织与政治路线不变更，今后不但不限制独立活动性而且加强独立活动性”[205]的协议。在以后的抗联整训中，这个协议基本上得以执行，以阿帕纳辛科为首的苏联远东红军为抗联教导旅的组建和整训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苏共和苏联人民的援助，周保中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充分肯定了“苏联全体人民，上至最高苏维埃，无不热烈赞助我国民族革命战争，盼望急速歼除日寇，获得解放胜利”[206]的友谊并衷心感谢。同时，东北抗联也以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进行情报侦查的实际行动为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帮助。特别是在苏联对日宣战前后，东北抗联在向导和情报方面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东北空前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仍对建立中日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借鉴红军特别是八路军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和执行了“凡俘虏日兵，大体上，解除武装后加以适当之教育，而后释放之。若日本普通人民，则更不能因仇恨日寇之深而杀戮之”[207]的政策。在东北抗联正义之师的感召下，日本工人福健一夫（又作富健一夫、福间一夫，本文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1932年———1941年阵亡统计表》为准——引者注）怀着“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好的事，我是个工人，反对这种做法。我国的平民百姓也反对这么干。眼下只有制止这场战争，才能挽救中国人和日本人”[208]的坚定信念，于1938年6月24日参加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后于1940年11月在东宁二道沟战斗中牺牲。即使在东北斗争条件最为恶劣的1941年，北满也曾出现“日本移民反日同情情绪增长，日移民有被我俘者说反日军阀，并代撒传单”[209]的情况。日共党员伊田助男借关东军司机之便于1933年3月30日赠送游击队10万发子弹，而后留书自尽的著名义举，更是受到共产国际“七大”的高度评价。

　　在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经验中，也包括分化瓦解伪军政人员的经验。杨靖宇、杨松、周保中和李兆麟都曾通过散发传单、布置地下工作、与伪军政人员直接接触等方式，向伪人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通过战场喊话、教育释放俘虏等方式使伪人员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政策，唤起他们的爱国心。杨松起草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明确指出：“昨日即为国贼汉奸，作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天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我联军完全不咎既往，愿诚意与之作为今后抗日新提携”。[210]在东北抗联的大义感召和积极的策应下，伪军政人员中的良心未泯者以各种方式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其中1932年南满烟囱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1937年吉东李文彬起义和北满李景荫起义、1941年北满哈尔滨王岗伪航校起义、1942年吉东饶河伪军起义、1945年通河王金财“四六”起义等，都曾猛烈冲击了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起义人员大多在斗争中锻炼成坚强的革命干部，不少人英勇献身。还有许多伪军政人员虽未起义反正，但也以各种不同方式支援抗联斗争。在1938年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朱德就曾以“在东北，许多被迫做了伪官的人，暗地里资助游击队的也很多”，[211]作为“抗日游击队为着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斗争，它是能取得全体同胞（除了汉奸托派以外）的拥护和援助的”[212]最有力证明。即使在1938年东北抗日斗争局势逆转之后，这方面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941年10月，中共北满省委和抗联3路军总指挥部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曾将“满军不愿与游击队作战”[213]作为粉碎当年日寇夏季“讨伐”的三大原因之一。报告写道：“XX伪军中尉，在王家小铺关于钦佩游击队的谈话：‘我们作满洲军官，并不是光荣，乃是人生的耻辱，游击队才是中国的男儿呢！’XX满军配合人民搜高粱地时，秘密告诉人民‘看见红军也不要报告，谁要报告，我先打死他’。在搜游击队时，满军倒拿着枪，口里喊：‘我们是满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戴铁帽子（指戴钢盔的日军——原书注）在后边呢。’并不认真搜游击队，结果游击队能在敌人包围内打击了敌人，而安全退出，这正是日寇纳闷的事。日本人说：‘共匪从天上来的吗？杀了日本人无影无踪的走啦！中国人完全心坏了’。现在就这样冲破‘讨伐’。将来就这样的把日寇驱逐（出）东北”。[214]

　　同整个东北抗日斗争一样，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也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导。在《一·二六指示信》中，分析了“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民族压迫，及广大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于是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份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为它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正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还未能造下坚固的社会靠山。而且，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但满洲的游击运动，却逐渐更多带着群众的性质的”[215]现状，指出东北状况的根本优势在于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斗争群众基础雄厚，根本劣势在于党组织力量薄弱，难以领导如此广大的群众斗争。为此要求东北执行“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216]同时，“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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