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毛泽东指出的三项条件之所以成为东北抗联的工作重点和成败关键，归根到底是由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决定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制订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开辟和扩大根据地，特别是占据地利优势的山村根据地，以使革命力量“波浪式地向前扩大”，并最终促成革命高潮的爆发；必须组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力量，达到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于死命的目的。东北抗联14年斗争的正反两方面实践，就是对毛泽东关于抗联工作重点论述的最有力证明。

　　中国共产党是东北人民抗日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的领导是东北抗日联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在后期最艰难条件下又能坚持战斗到底”[227]的决定性因素。在东北14年抗日游击战争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派遣大批干部前来东北，与东北原有党组织和干部一起组织和领导东北抗日斗争，以后又委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持东北工作。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首先在满洲省委统一领导下坚持斗争，1936年满洲省委撤销后，南满、吉东、北满、哈尔滨等地相继组建了省（特）委，成为本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特别是以杨松、周保中为首的吉东特委和以后的吉东省委，在领导吉东地区抗日斗争的同时，还多方协调与南满及北满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关系，向他们传递党的文件，协助他们，尤其是北满，端正政治路线，制订和执行政策策略，对部署东北抗日斗争全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东北抗联三大游击区的联系，有助于减少日寇重兵分割包围和内部缺乏集中统一领导所造成的损失。1940年以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协助下，东北抗联主要领导同志经过两次伯力（苏名哈巴罗夫斯克）会议，将东北现有的几个党组织合并重组，组建了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统一领导东北抗联后期斗争。这里还应指出的是，通过由杨松和吉东特委倾力建立和维持的国际交通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文件、马列和毛泽东等的著作、《救国时报》、《新华日报》等中央党报党刊，尽管在极端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下，仍能基本保证传入东北，甚至还能达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较快速度。例如：毛泽东于1937年5月3日和8日在延安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提纲和结论，经1937年9月18日《救国时报》发表后，在1938年2月即已被东北抗联文件提及，在东北党内的学习贯彻当在此前。这在东北严酷的白色恐怖和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环境下，以神速形容当不为过。而上述文件、著作、党报党刊等的传入东北，对提高抗联特别是其主要领导同志的政治理论水平，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学习掌握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研究和借鉴关内斗争经验，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东北实际情况，制订和执行符合东北实际的方针政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就这样，在东北与外界基本隔绝，内部又被日寇重兵分割包围的极端不利态势下，中共中央仍能在一定意义上对东北抗联施行最低限度的政治和思想领导，东北地方党组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尽最大可能保持对本地区工作的领导和相互之间时断时续的联系。而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产生、发展和坚持，东北抗联也就不可能在人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中始终抱定抗日救国的决心，更不可能在远离中央且成份复杂的情况下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但在充分肯定上述成绩、充分肯定东北抗日联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失误和不足。这首先是由于东北抗日战争爆发之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统治全党，因此党中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也就不能不存在严重失误，这些失误集中体现在1932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会议文件和1934年2月22日《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中，成为东北党组织屡犯“左”倾错误的根源。

　　1936年满洲省委撤消后，东北地方党组织失去了集中统一领导，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与东北各地党组织之间及东北各地党组织相互间的联系非常薄弱，虽经周保中致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映情况，要求加强领导特别是密切中共代表团与东北各地的联系，但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的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却对东北地方党组织内部的争论和抗联关于加强领导的要求置之不理，造成“东北的敌人是统一的，敌人以统一的领导及统一的军事政治进攻来进攻我们，我们则不能够以统一的计划来反击敌人”[228]的不利局面。这对东北抗联的斗争带来了严重损失，其中有些甚至是难以弥补的。其次，在“长期抗日的分散游击战争中，缺乏党的政策教育”[229]的大背景下，东北抗联相对于关内主力而言，无论是对党中央精神的学习贯彻，还是部队内部的党组织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都是有明显差距的。而在敌强我弱和遭受重创的不利局面下，这些不足就会暴露并导致巨大的消极作用，其最明显的实例就是程斌、谢文东、李华堂的叛变，均曾导致他们领导的部队整体瓦解，政治影响更为恶劣。这对东北抗联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除此之外，北满地区暨抗联3军主要军事负责人的严重“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也不可忽视。至于日伪殖民统治当局疯狂镇压对东北地下党组织造成的多次彻底破坏，危害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同整个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一样，根据地，特别是山村根据地，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依托。在抗日斗争实践中，东北抗联率先对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肯定。但在东北与关内大不相同的具体环境下，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抗联后期斗争中丧失殆尽。对此李范五曾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指出：公开、秘密、密营“以上各种形式的根据地，都是在东北当时情况下，随着敌情的变化而产生、存在和消失的。这与红军江西时期及抗战时期华北一带所建立的巩固根据地不一样。有人说东北抗联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建立巩固根据地。这种说法，是不适合东北当时实际情况的。第一，东北山里居民稀少，多半是季节性进山搞山货的、采蘑菇、木耳、挖人参、种大烟、打猎、烧木炭等，他们人数不多，不是常年住在山里，过了生产季节就出山了。在浅山区有些小屯、单户，边种田边搞副业，这多半是山东省‘下关东’的人，人数也不多，他们的粮食自己还不够吃，哪有粮供给我军。这与南方、华北山区人口多的情况大不一样。第二，敌人推行并村政策，首先把山里这些人赶出来，使我们在山里无房可住，无粮可吃，企图把我们困死在山里。第三，敌人建立集团部落多半在交通方便地方，如果我们袭击‘集团部落’，敌军马上乘汽车就来。在上述条件下，怎能谈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呢？显然照搬江西办法，在东北情况下是行不通的”。[230]正如李范五所指出的，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丧失，集中反映了东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各种不利因素，正是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的合力作用，导致东北抗联失去了游击根据地这一战略依托，而游击根据地的丧失，反过来又促使敌强我弱的态势进一步恶化，各种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增强。这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使抗联部队陷入无后方作战的困境，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也几乎减少到最低限度。也正是因为这样，尽管以周保中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同志制订了“为了消除游击队与群众的隔离，为了领导集团部落里的农民组织，毫无疑意的必须采用秘密工作人员或就该集团部落内可能与我们党接近的人，只要他不是走狗汉奸，就可以给以委托在集团部落内发展秘密组织农民协会、抗日救国会，或其他会……在将归屯未归屯的农村，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来决定领导农民群众反归屯斗争，同时要准备被迫归屯以后的秘密工作……游击队在有军事重要意义上，可以有胜利把握的去袭击有守备的集团部落，但须保持对绝大多数农民的良好关系，同时可以用适当办法藉此散布农村组织，布置抗日救国种子。游击队对于已归屯或未归屯的农村，原则上绝对禁止烧杀……在领导农民抗日救国的整个工作中，要记准拥护雇农、贫农的利益，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以组织和领导他们斗争”[231]的政策策略，在李兆麟领导下的抗联第3路军松嫩平原游击战中也多有攻克“集团部落”的战例，但在失去游击根据地战略依托下的无后方作战，终难以根本摧毁日本侵略者的“集家并屯”暴政，更难以与群众建立起密切而巩固的联系。总之，仅从群众工作一项来看，就足以认识根据地，特别是山村根据地，对于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性了。

　　共同反对民族敌人，这是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基础，也是东北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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