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4月7日的《解放日报》社论《驳蒋介石》中，针对蒋介石伪造东北抗日斗争史，不承认东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厚颜造谣，概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八路军冀热辽边区坚持抗战，最后配合苏军反攻收复东北的基本历程，特别指出：“任何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人就决不忍心抹煞全世界闻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多年的英勇历史”。[294]

　　在1946年《解放日报》对东北抗联的集中宣传中，也如同1935年到1938年《救国时报》对抗联的宣传一样，是得到了广大抗联同志的积极支持的，在这其中冯仲云的贡献最为巨大。早在1946年初，冯仲云就遵照陈云的指示，着手整理编撰东北抗联14年的斗争历史，起草了长达4万余字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一文，于1月16日起在中共哈尔滨市委机关报《哈尔滨日报》和哈市中苏友协机关报《北光日报》上连载。同年3月，哈尔滨青年出版社将冯仲云的这篇长文同周保中谈话和李兆麟《东北抗日联军苦斗史》（又名《怀念东北抗日联军》，发表于1946年1月11日《北光日报》）等文章一起合编成书，以《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为题出版，书中还收录了李兆麟在黑龙江省东部绥滨沼泽地带开展游击战争时创作的《露营之歌》全文。这本书的撰写和出版，不仅奠定了抗联历史宣传研究的基石，而且为《解放日报》宣传抗联事迹提供了大量材料。尤其是在人物传记方面。在《解放日报》发表的29篇抗联人物传记中，有8篇出自冯仲云之手，记述了李兆麟、赵一曼、罗登贤、于天放、李升、黄有、李老三等人的英雄事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兆麟将军》一文。这是李兆麟的第一篇传记，也是在李兆麟生前经党组织审定和他本人看过的仅有的一篇李兆麟传记。全文对李兆麟领导北满抗日斗争的事迹作了简要介绍，并在“兆麟（即寿篯）在绥滨沼泽地带写的露营歌”叙述之下记载了《露营之歌》的第一段歌词，在李兆麟牺牲前20天即1946年2月18日，该文发表于《哈尔滨日报》。李兆麟被害后，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汉奸土匪制造法西斯暴行的罪行，配合全国人民悼念先烈，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解放日报》于3月27日重新发表《李兆麟将军》一文，并加编者按称：“这篇文章原载于二月十八日的哈尔滨日报，其时兆麟同志尚未被反动派所暗害。这篇文章将兆麟同志十四年英勇抗战的历史作了很具体的记载。作者冯仲云同志，是李兆麟同志的老战友，亦为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领导者之一”。该文重新发表后引发强烈反响，相继被《新华日报》和各解放区党报转载，影响极大。通过这篇文章，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进一步了解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事迹和不屈斗志。李兆麟创作的抗联精神代表作《露营之歌》也随之广为传颂，成为经久不衰的抗联文艺经典。

　　历史实践证明，1946年《解放日报》对东北抗联的集中宣传取得了明显成效。这首先是在政治上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出卖东北主权、残害东北人民的真面目，热情讴歌了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成为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中思想舆论阵地的主战场之一。另一方面，在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东北抗联同志对14年斗争史实还记忆犹新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发挥这一有利条件，抗联主要领导人全力著书撰文，同时对敌伪档案也作了初步发掘整理。所有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就是发表和保存了相当数量而又真实可靠的抗联史料。尽管在当时条件下还不可能对抗联文件档案进行系统研究整理，单凭记忆也确曾出现失误。但总的来说，在这次集中宣传中整理发表的抗联史料，至今仍是研究抗联史的重要借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第五章 毛泽东思想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指导

　　正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领导全国抗战时一直关注和重视东北抗日联军那样，东北抗日联军在创造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295]的人间奇迹和孤军抗敌14年的民族奇迹的同时，也在以始终心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行动，创造着共产党人在精神和思想上的奇迹。杨靖宇、杨松、周保中、李兆麟对此作出了突出贡献。

　　东北抗联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过程，大体上同全党是一致的。但在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长期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面的特殊性也更为明显。这就要求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在中共中央路线指导之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把毛泽东著作的基本原理同东北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和执行符合东北实际的政策策略。这一历史进程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自1931年至1934年，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开始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挥重要影响。自1935年至1938年上半年，这期间东北抗联通过学习中央报刊和总结抗联经验教训，和全党一样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了解、拥护和执行了遵义会议及1938年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的中共中央路线。自1938年下半年至1945年，其间东北抗联在历史基础上，主动应对更加恶化和复杂的东北局势，把毛泽东著作的基本原理同东北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抗联后期斗争，造成了打破敌人“围剿”的相持局面，最终和全党一道站在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抗战胜利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一节 自1931年至1934年时期

　　早在东北抗日斗争刚刚开始之际，毛泽东的名字、事迹和著作就已开始在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中流传，《一·二六指示信》中“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极丰富的教训，以及最近几年中国中部及南部胜利的苏维埃革命极丰富经验，和联共伟大胜利的经验，都应当有系统的被我们在满洲的组织在中央指导之下所利用”[296]的论述，使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更加重视学习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主要创立者的中央苏区斗争经验，同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抗日主张。杨靖宇就曾在磐石根据地翻印散发毛泽东起草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通电，[297]并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据当时在西安（今辽源）煤矿工作、建国后任全国水电工会副主席的陈润田（即张金）回忆，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就是来自于杨靖宇的介绍。[298]

　　在这一时期中，毛泽东虽然尚未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的军事著作和思想不仅指导了关内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且也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理论基础。值得指出的是，早在1934年前后，杨靖宇等东北抗联主要领导同志已开始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东北地区斗争实际相结合。据韩光回忆：“1933年至1935年之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根本点是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密切军民间的鱼水关系，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当时我任中共满洲党、团省委特派员，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使用于抗日战场。从这时开始，我就日益加深地产生了向往朱、毛领导的红军的心情，设想如果能见到他们，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299]综合韩光的回忆和《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的相关记载，这本小册子很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于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的《游击战争》（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一书。对于学生出身的李兆麟来说，这本小册子成为他学习军事理论的主要源泉。直至1939年他回顾历史时还对此书记忆犹新，指出：“我们中央各方面已经解答和指示东北游击运动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游击运动问题小册子，此后又有游击战术，目前全国抗战的情形之下，又有我们第八路军将领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这些文件是包括着苏联游击运动的经验与中国红军几年来游击战术经验的总和，内容是非常丰富”。另据1983年4月李范五的回忆，这本小册子和《救国时报》及其他党的文件一样，也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送到中苏边境海参崴（苏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站，再经国际交通线送至吉东特委，转交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党组织的。[300]

　　在上述小册子和其他文件及《孙子兵法》的指导下，以杨靖宇为代表的抗联同志分析和研究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具有东北特色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在杨靖宇的主持下，抗联第1军通过战术研究会、战斗讲评和军事训练等多种方式，发挥集体智慧，总结实践经验，在战斗中注重诱敌深入和集中优势兵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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