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了被战士们概括为“杨司令三大绝招”的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妆袭击三大战术原则。[301]同时形成了“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302]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把保存自己同消灭敌人统一起来，把战斗需要和维护群众利益统一起来，把发挥战士主观能动性同地形、战利品等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统一起来，和“三大绝招”一起对南满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指导作用。其中最有影响的战果就是全歼曾为匪多年，熟悉山林作战的伪满“国军之精华”[303]邵本良部，获得“除东边道之大害，去日贼极有力之狗腿”[304]的巨大胜利。1935年6月30日，《救国时报》从《世界知识》第4卷第4期转载的虎啸著《民族英雄杨靖宇》一文中，曾赞誉杨靖宇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305]与此同时，东北抗日联军（当时为东北人民革命军）部队还以关内红军经验为指导，努力加强部队内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严明军纪，并通过宽待俘虏和攻心宣传开展伪军工作。杨靖宇在南满部队中一直强调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取得了“教导团中各连都有支部，能经常开会，自动讨论群众工作，对内检查等。党员大部没有公开。党在群众中影响——队员大都知道人民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正确的”[306]的成绩，在基本队伍和部分友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的组织体系，组织战士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制定《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政纲》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从思想觉悟和纪律约束两方面双管齐下，保证官兵平等、军民团结，并为抗联其他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稍后，杨松也一再强调在抗联政治工作中吸取借鉴朱毛井冈山经验。1934年10月10日，杨松在为中共吉东局起草的《给饶河中心县委的信》中指出：“只有队员和政治指导员作政治工作，这是完全不够的。要利用南方朱毛的经验，在每个分队内应有五个徒手的宣传兵，三人作口头宣传，两人为粉笔队写标语口号和散发传单，此外在队伍中提出‘每个反日的游击队员都要成为反日群众的宣传员和组织员’，随时随地在群众中都要尽宣传工作的责任”。[307]这一思想的提出和贯彻，对在抗联政治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使政治工作更加广泛、通俗和贴近实际，对提高基层战士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对缓解部队中政工干部匮乏的状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34年12月20日，中共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决议也对杨松的这一重要思想做了大致相同的论述。

　　上述成绩的取得，固然是来之不易和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在1931年至1934年的历史时期，全党正处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之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未确立，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尚在形成之中，还没有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远离中央、环境艰苦、基础薄弱的东北抗日斗争在学习和运用中国革命经验，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方面，也必然会遇到更多的障碍，经历更为长久的认识过程，其质量和效果也因此更加浅显粗糙。但这一切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因而也必须“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308]

　　第二节  自1935年至1938年上半年时期

　　从1935年至1938年上半年这一历史时期，是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革命斗争发生根本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经过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保存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经过瓦窑堡会议和1937年5月延安全国党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紧紧把握中国时局和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党全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全面抗日战争的转变，建立和巩固了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同样是在此期间，在《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5年6月3日指示信（抗联历史文献中称王（明）康（生）指示信）精神为指导，东北抗日斗争在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的基础上，进一步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掀起了新的高潮。对此，由胡华编著，经周恩来、吴玉章、胡乔木、陆定一等审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记述说：“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八一’宣言，更增强了东北人民抗战的信心。同时又统一了抗日联军的组织领导，编成了十一个军和一个独立师（此处有误，独立师即以后改建的11军——引者注），为了迎接新形势，依照中共中央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的指示（即六三指示信，此处时间有误——引者注），把抗联各军，分编为三路，确定三个方面的游击作战，以便在日寇大举侵略内地时，更有力量的牵制日寇，打击日寇。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两年，第一路军在杨靖宇的领导下，曾越过南满线，进击辽西，先后四次渡过鸭绿江、图们江，袭入朝鲜东部，使日寇遭受意外的打击。第二路军在周保中的领导下，进出哈东，震撼了吉林、长春和哈尔滨。第三路军在李兆麟的领导下，越过了小兴安岭，开辟了黑龙江平原的游击地区（李兆麟率部西征发生于1938年下半年，此处时间有误——引者注）。由此可见，在一九三七年的全国抗日战争开始以前，东北的人民早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地进行了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战争了。他们的英勇行动对于鼓励和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是起了极重大的作用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全国抗日战争发动后的发展情况也可以在这里一并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抗日联军就以打击敌人后方和援助关内抗战为中心任务，主动出击，破坏交通。各地群众积极地帮助抗日联军，动员自己的子弟参军，妇女和儿童担任着联络、侦察、运输等等工作。当时伪满军在抗日联军的正义斗争的影响下，有整团整师起义抗日的事情，使日寇更加疲于奔命”。[309]

　　也就是在全国革命高潮再次兴起的背景下，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的消息逐渐冲破日伪严密封锁传入东北。这其中除了《救国时报》这一主渠道外，杨松和陈云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杨松在东北工作期间，曾以很大精力宣传毛泽东和长征，金日成回忆说：“通过同吴平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国革命因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而退却，现已转向部分进攻，正在扩大成果，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310]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在莫斯科职务最高的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主动担负起培养教育抗联干部的责任。他在担任以培养抗联干部为主要任务的东方大学八分校党建和工会建设课代理副教授期间，一直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和遵义会议”[311]为主要内容，重点强调：“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312]“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奋斗的干部队伍”，[313]“我们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314]这些论述在渴望了解内地革命斗争状况的抗联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对抗联同志了解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奋斗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315]（韩光语），对于陈云的讲课，韩光曾做过如下回忆：“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比如，他讲红军长征问题，讲遵义会议，讲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分析、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讲这些党内的大事，对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和刘仁、李范五、林纳等同学经常讨论史平同志的报告，对他的每个观点，所述的每一历史事件都特别感兴趣。我们猜测他一定是中央领导，为了工作需要才改了姓名。不久后我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史平就是我从《斗争》上知道的陈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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