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在当时日本法西斯的严密统治下的确堪称奇迹。这些文献的传达，使东北抗联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上述所有文件传达到东北后，东北抗联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研究。其中《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指导作用最为巨大。《论持久战》自1938年底传入东北后，以其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进程、战略战术和必胜前途的科学分析，迅速得到了抗联同志的热烈拥护。杨靖宇一直把《论持久战》带在身边，抓紧一切时间反复学习。[338]周保中指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中日战争整个进程而给以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估计，并不是机械运动的公式”。[339]1940年3月，冯仲云长途跋涉数百里，历尽千难万险，将《论持久战》送到了李兆麟和抗联3路军同志手中，誉之为“我们往后抗战中的经典”。[340]在整个抗联后期斗争中，《论持久战》一直是抗联同志了解形势、分析状况、制订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论持久战》稍后，《新华日报》于1938年12月7日至10日以6个版面刊发的《论新阶段》及其单行本也在东北抗联中引起强烈反响，通过学习这部著作，抗联同志在《论持久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人民战争、抗日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项抗日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加深了对于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及其在全党和东北地区具体表现的认识，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41]这一重要思想有了初步认识。在以李兆麟为总指挥的抗联第3路军中，对《论新阶段》的学习贯彻更为重视，冯仲云于1939年10月12日指出：“我们完全同意热烈拥护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及我们的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我们宣誓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些文件中所指示的任务而斗争，并将这些文件作我们今后工作的规范”，这也是现存抗联文献中最早称誉毛泽东为“导师”的记载。在1940年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三路军各党支部仍组织全体党员反复学习了党章和《论新阶段》，其中第9支队的学习活动是由马克正主持讲授的。[342]直至今天，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还保存着当年抗联翻印的《论新阶段》单行本，书名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343]从这一书名中我们不难看出，经过长期斗争实践，东北抗联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除《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以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其他著作也对抗联产生了重要影响。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东北抗联第3路军训练处发出关于党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连队俱乐部（即救国室）中悬挂或张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肖像，并以毛泽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彭德怀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干部训练班的政治军事教材，此举使北满抗联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和长征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1941年抗联3路军第3支队在扎兰屯活动期间，王明贵等“干部向战士们讲述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彭德怀的《论游击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有利就打，无利就走’、‘不打消耗战，专打歼灭战’，这些战术原则和战略思想早已深深地扎根在干部战士们的心里”。[344]

　　1940年后，东北抗联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采取了主力隐蔽整训、在东北坚持小部队斗争的策略，经过长期筹备，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正式成立，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军事训练。在此期间，以周保中为核心的东北抗联领导集体一直以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作为教导旅的政治军事根本准则。周保中曾指示部队中唯一会画像的彭施鲁绘制供野营悬挂的毛泽东像，[345]号召党员干部要“以毛泽东、朱德做榜样”，[346]东北人民要“拥护首先倡导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实现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 [347]抗联将士要以朱德和平型关战斗为军事榜样刻苦训练、掌握现代军事技术。[348]他还主持了抗联高级干部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学习。[349]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在1943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周保中留下了“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引者注）南门外招待所，督办公署财政厅周副厅长斌转徐杰同志”[350]的记载。文中的徐杰和周斌就是陈潭秋和毛泽民的化名。现有资料无法证实周保中是如何得知陈潭秋和毛泽民已到新疆工作的，也无法证实周保中得知这一信息后有无举措。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东北抗联已得知陈潭秋和毛泽民在新疆工作的消息，并力图通过这一渠道恢复同党中央的联系。当时正在苏军远东军区和教导旅工作的刘亚楼（即王松）和卢冬生（即宋明）也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特殊作用。【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尤其重要的是，在同党中央已失去一切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抗联教导旅仍在周保中和李兆麟的领导下，以《新华日报》刊发的整风文献为指导，进行了整风学习。周保中1943年3月23日的日记：“1、思想。2、党内外关系。3、语言文字。学风，主观主义。文风，党八股。党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研究现状、历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应用——实践，理论与实际统一，主观主义，把感想当政策，反党性；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实事与客观，详细占有材料，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351]，就是教导旅整风学习的缩影。李兆麟则尤其注重把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贯彻到东北斗争中去，教育部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党的政策决定是根据周围环境详细情形来决定的。特别是战争环境中，尤其要详密的明了和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的指示，我们必须执行。目前东北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多年侵占东北国土的全部情形，必须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随时随地加以详细侦察和研究，这是东北党组织和党同志斗争任务之一。应当将每个地方群众组织改为群众运动与侦察工作二位一体的斗争组织。每个游击队目前必须把坚持发展秘密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积极进行侦查工作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在整风学习期间，周保中还领导全旅同志编撰抗联各军史略，此项工作虽未完成，但也初步研究分析了抗联斗争的经验教训，并保存了一批珍贵史料。

　　在抗联教导旅整训期间，领导教导旅工作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始终坚持以毛泽东著作作为有关中国革命政治军事情况的基本教材，周保中曾对政治宣传中“不反映中国自己领袖”[352]的失误提出严肃批评，尤其注重对《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在这一基本方针指导下，抗联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较前大有提高，军政素质也有明显进步，值得指出的是，关于皖南事变的内容在抗联政治学习中也占有重要位置，皖南事变爆发后，东北抗联极为关注，经多方收集材料和分析研究，以第2路军政治部的名义印发了学习材料，教育抗联同志认清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寻求同日本侵略者妥协的真面目，坚定阶级立场和革命气节，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基本立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原则。

　　与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同时，东北抗联还力图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指导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后期斗争方案。这个工作是由转赴延安和在东北坚持斗争的两部分抗联同志共同完成的。作为在延安最主要的抗联干部，杨松在这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4月和5月，他在中共中央党刊《解放》上连续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两篇文章，愤怒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人民的暴行，热情讴歌了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的抗日斗争，总结了1931年至1938年间东北抗日斗争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指出在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中应该防止右倾特别是“左”倾错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互谅礼让，和平解决内部摩擦，同时以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争取共产党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从东北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形式；在义勇军工作中应注意武装、给养、政治、干部、锄奸五大要务，使部队得以巩固发展，融洽军政军民关系，坚定抗日信念，培养干部人才，在锄奸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防止“左”右偏差；在建立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众政府和进行地方群众工作方面，杨松指出：“抗日根据地对于游击运动的发展有很大意义，这是用不着详细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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