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而提出了‘建立全民反日统一战线’、‘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口号。同时又根据了运动发展的过程，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规定出具体行动计划和步骤，而决定努力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布拥护和执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与此同时，会议借鉴以周保中为首的吉东地区党组织长期一贯地劝导帮助，分析批判了北满地区“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根源，指出其在政治上表现为“不了解目前东北的革命现阶段还是新的革命高潮或高涨时期，还没有直接的革命形式”（原文如此——引者注）；在群众工作上表现为“丝毫不估计到群众的斗争经验，斗争的意志，觉悟的程度，轻视群众封建社会的传统与联系，藐视和谩骂群众的落后蠢笨，忽视在群众中的耐心教育和说服，所应作的艰苦群众工作，并不领先群众的多数，忽视革命现阶段，争取巩固、扩大党的组织，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的任务”；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表现为对抗日同盟者特别是山林队和少数民族很少予以教育帮助，相反却动辄采取粗暴手段，严重削弱了抗日力量，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在军事工作上强调单纯军事观点，忽视部队内的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军民关系和与友军甚至吉东4军、北满6军等兄弟部队关系严重恶化的局面；在党的建设上表现为对中共中央路线和上级党组织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抱着动摇的机会主义不确信的态度”，不断挑起同吉东省委的摩擦，依仗3军实力在北满党组织内部“以军压党”，采取“猜忌和独裁的官僚主义作风”，排斥打击坚持正确意见和对上述错误提出批评的同志，造成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缺失。而上述一切具体错误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躁性。

　　鉴于这些情况，以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等为核心的北满临时省委郑重提出：“①党此后必须保证理论上和实际上克服‘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以及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调和的态度。党如果要执行这一任务，必须保证能切实的站在中央路线立场，并实际去执行中央一切指示。必须使党的工作全部有坚决的转变，不仅纯粹口头上、文字上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斗争，而且必须要来执行当前的许多重要的和紧迫的任务。②由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所引起的恶果和不良影响，党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克服，尤其是必须迅速去实现党内一致，北满吉东党一致，恢复已经破坏的统一战线，立即转变三军及其他各军的工作及地方工作，并取得联军的统一行动。党内应当克服这一‘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余毒，扩大党、巩固党、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是我党工作中心的口号”，大批的培养和善于保存干部，“提高每个同志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理论和实际的政治水平，加强他们的组织观念”，把“提高党内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同志始终要保持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组织观念和立场”作为北满党的建设最紧迫的任务，同时保持对右倾机会主义如消极坐待关内抗战胜利的警惕。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全面批判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是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的主要任务，更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历史进程在北满地区的补课和体现。

　　北满临时省委和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等领导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是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和结论为指导的，而在深入分析北满斗争实际的基础上，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又明确宣布以毛泽东“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336]的论述作为会议结论，并在以后实际上成为北满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和领导抗日斗争的基本方针。它拨正了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航向，为制订符合北满地区实际情况的政策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因而也就成为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的最重要贡献。至此，继吉东和南满之后，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开始在东北抗日斗争中全面贯彻执行。

　　纵观这一历史时期，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通过深入学习中央精神和分析东北实际，已经开始拥护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并把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贯彻到东北抗日斗争中去，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论述同东北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在组织上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政治和思想上自觉地接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并且在正确的指导思想基础上，制订和执行符合东北实际的方针政策，敏锐把握全国抗战大事变爆发的有利时机，领导东北人民掀起了抗日新高潮，沉重打击了日伪法西斯殖民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这一伟大业绩，已永垂中国革命史册。当然，在当时全党尚未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已与中央失去组织联系、王明和康生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并签署了六三指示信的情况下，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某些文件表述，也的确存在着轻重不等的历史痕迹，但这毕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这里还应指出，同样在这一时期，东北抗联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力争实现抗联部队与红军及八路军部队直接会合，曾经作出过巨大的努力，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杨靖宇组织的两次西征。尽管这两次军事行动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都以失败告终，但无论是它的初衷还是吸引日寇兵力、减缓吉东和北满兄弟部队压力的客观效果，都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第三节 自1938年下半年至1945年时期

　　自1938年下半年至1945年时期，是东北抗日联军不为优势敌人所屈服，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在九死一生中坚持东北抗日斗争直至最后胜利的时期，也是东北抗联在实践中深刻学习领会党中央精神和毛泽东著作，进一步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最终和全党一道站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时期。

　　自1938年下半年起，全国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而这种艰苦在东北地区尤为明显和深重，这时，不仅东北战场仍被敌人同关内战场分割开来，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依旧处于孤军奋战的局面，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东北这一整个侵略计划中的桥头堡和总后方，急剧增长了在东北的军事存在，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前夜，在伪满的日军已不下七十万，这些日军轮番交替，持续不断地打击抗日联军”，[337]而抗联最盛时期总数尚不足4万人，加之“集家并屯”、“治安肃正”等项暴政的推行，使日伪反动统治更趋严密和残酷。东北地区因此而成为全国战场上敌最强我最弱的地区，在此情况下，东北抗联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也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东北抗联与东北人民的联系几乎被敌人压迫到最低限度，部队中还出现了“有大部叛变之事”的状况，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不利影响反过来又使抗联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特别是游击根据地的基本丧失，使东北抗联失去了较为稳定的后方，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但是，即使在如此艰难危急的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仍然以坚定的民族精神和革命信念为支柱，坚持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承担着解放东北人民、响应关内抗战的历史重任，也仍然通过学习中央文件、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和党报党刊的特殊形式，在政治和思想上接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在这一历史时期，尽管东北抗联在日本侵略者疯狂镇压下同外界更加隔绝，但国际交通线的工作仍然在时断时续地坚持进行，从而为东北抗联了解党中央精神和国内外形势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材料。据抗联文献和老同志回忆录记载，在此期间东北抗联接到由国际交通线传递的文件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朱德）、《“九一八”十年》（周恩来）、《随军西行见闻录》（廉臣即陈云）、《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王稼祥、王若飞起草）、六届六中全会（扩大）致抗联致敬电（杨松起草，发表于1938年11月29日《新华日报》）等。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www.llskw.org。来奇网电子书手机版阅读网址：m.llsk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