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6]的战术原则，对抗联第7军的后期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仅在同年12月至次年2月期间就歼敌200余人。[367]

　　1945年大反攻前夕，抗联同志通过无线电广播收听了毛泽东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初步掌握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368]的七大路线，并把学习七大精神同正在进行的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组建了新一届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练兵和向东北派遣侦察部队的工作，周保中起草了政治、组织、行为三个备忘录，阐述了抗联反攻东北的基本政治立场和行为规范，确立了坚持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执行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尽快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等抗联反攻东北的基本原则。[369]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与内地基本隔绝的情况下，抗联领导同志仍能敏锐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和抢占东北的危险，主动承担起为关内主力部队担任先锋的历史职责。李兆麟就曾教育战士：“东北的沦亡是由蒋介石不抵抗主义造成的，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没有派一兵一卒在东北抗战，因之国民党没有理由到东北当家作主，我们应该是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出卖东北的真面目，不许他们欺骗东北人民”。[370]上述所有重要举措，从政治、军事、组织、作风各个方面奠定了收复东北的基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抗联教导旅和在东北坚持斗争的抗联小部队按照周保中和李兆麟的预先部署，配合苏军进占东北5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李兆麟在哈尔滨指示电台广播《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371]使沦陷敌手14年的东北人民对全国政治状况，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有了初步了解。坐镇长春的周保中以主要精力领导建军工作，至10月20日已发展部队4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63000余件，弹药1200多万发。[372]进驻沈阳的冯仲云为恢复东北抗联同党中央的联系作出了巨大努力。在清除日伪残余，迎接关内主力部队的斗争中，东北抗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原在延安和关内各根据地的抗联干部全部被编入挺进东北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打回老家去”的夙愿。9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正副书记彭真、陈云在沈阳接受了周保中、冯仲云等移交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组织关系。在抗战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东北坚持斗争的抗联同志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和先后转赴延安及关内其他根据地的老战友会师，踏上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征程。

　　同样毋庸讳言，在组织上同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贯彻、理解、运用都存在着明显不足，入关工作和在东北坚持斗争的两部分抗联同志也未能互相交流，但这是东北艰苦斗争环境所致，不但不应苛求于前人，而且正因为如此，东北抗联所作的一切才更加难能可贵。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旗帜，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杨松、周保中、李兆麟等同样是在这面旗帜下进行战斗的。毛泽东思想又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其中也有东北抗联的一份贡献。对此，周保中曾明确指出：“东北党，从总的路线上来说，问题是不大，对于毛主席作为全党的领袖，主席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的认识，过去在东北较之关内是差得多，但不是一点没有，有多少呢？要说出来”。[373]

　　大量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一直是重视和关心的。东北抗日联军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杨松、周保中、李兆麟等一直是在中共中央路线指引下，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东北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人间少有的艰难困苦下坚持了14年抗日斗争直到最后胜利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辉业绩是永世长存并一直为党和人民所尊重的。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光辉篇章。【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附录一：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关系大事年表（1931-2009）

　　●1931年

　　9月18日  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挑起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9月19日   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东北人民“发动游击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

　　9月2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其鲜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同时更积极更直接的实行进攻苏联，企图消灭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及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实行更大规模的屠杀政策以瓜分中国”， [1]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2]

　　9月22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各省委必须有专门的计划来改善党的秘密，使它能够在严重白色恐怖与战争状况之下来继续工作，这是应该看做目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3]

　　9月25日  毛泽东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会同朱德、贺龙、彭德怀、黄公略联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愤怒谴责：“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了”的罪行。

　　9月3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10月  周恩来以伍豪的化名在《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以罗登贤为首的中共满洲省委积极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此前，周恩来已派遣周保中前来东北发动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

　　12月11日   毛泽东起草并与项英、张国焘联名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满洲事变，我们主张立即无条件地撤退日本在华军队，废除一切中日旧约，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矿山、铁路、企业，收回一切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在尊重苏维埃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条件下，重订新的平等条约，不然，则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民族解放的战争”的坚定立场。

　　12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被党中央派来东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主持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在东北工作期间，罗登贤指出：“我们坚信，东三省不会灭亡，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4]告诫东北共产党员：“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使全东北同胞丧失了祖国，成了日寇的奴隶。我们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不被蹂躏。共产党人就在这里和东北人民一起抗日”，[5] “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6] 。

　　本月  北平团市委书记胡乔木主持将李兆麟（即张寿篯）、张一吼等派往东北并作出“先要到李的家乡辽阳。因为李和当地的一些自发的群众武装有联系，我们要打进去，领导他们抗日”及加强群众工作等许多具体指示。

　　本年  中共中央和关内党团组织相继派魏拯民（关有维）、赵一曼、张甲洲等赴东北组织领导抗日斗争。

　　本年  杨松（在东北工作期间化名吴平）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海参崴工作，任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参与领导东北特别是吉东（今牡丹江地区）的抗日斗争。此后，在极端困难艰险的环境下，杨松主持恢复了吉东中苏边境国际交通线，这对以后东北抗联的斗争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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