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1月  在罗登贤主持下，满洲省委以周恩来指示为基础，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明确表示：“党要支持援助和联合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7] 杨靖宇和周保中承担了这一文件的起草工作。杨靖宇并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危机与中日民族矛盾，将因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而扩大加深，国内阶级矛盾将退到次要地位。但解决这一民族矛盾，反抗日寇侵略，必以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工农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为主流，在东北尤其如此”。[8]

　　4月15日  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布对日战争宣言》，这一宣言是毛泽东在2月初抱病起草的。因未提及“武装保卫苏联”而被中共临时中央推迟发表。宣言宣告：“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9] 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1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日还为对日宣战发表了动员训令和《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宣言》。

　　4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对日宣战通电》。

　　6月11日  共青团哈尔滨特委致函汤原县委，通报“红军占领福建漳州，击溃张真（即张贞——引者注）、陈国辉二师，夺得飞机二架及兵工厂全部”，要求加强庆祝红军胜利的宣传.

　　6月24日  在博古、张闻天、康生、李竹声（后叛变）的主持下，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举行直、鲁、豫、陕、满省委联席会议（北方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等文件。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会议不顾东北地区革命力量薄弱、中日民族矛盾占首位的事实，把对关内革命斗争的“左”倾指导方针生搬硬套到东北。并对东北第一线同志提出的正确观点定性为“北方特殊论”，错误批判为“富农路线的实质”、、“ 取消主义的结果”。

　　7月12日  满洲省委在哈尔滨举行扩大会议，贯彻北方会议“左”倾指导方针，罗登贤在会上遭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满洲省委书记职务。

　　8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12次全会，制定《关于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指出：“在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11] 、“扩展游击运动，在东三省提出以下的口号：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捐税和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走狗的财产，组织选举的人民政权” [12] 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任务之一。

　　秋  罗登贤在离开东北前接见河北省委派来的李兆麟等。据李兆麟回忆，罗登贤指示他们：“不允许回北平，应参加奉天特委领导之下的工作，由奉天特委分配我们的工作，组织关系由中央负责转党，奉天特委正式承认我们四个人的党员关系”。

　　●1933年

　　1月17日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宣布：“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13]

　　1月21日  周恩来和朱德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转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强调把“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及热河义勇军的领导并发展其组织”作为推动全国革命新高潮，支援红军反“围剿”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

　　1月26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2次全会精神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信中指出：“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 [14] 为此要求东北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15]、“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特别强调：“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极丰富的教训，以及最近几年中国中部及南部胜利的苏维埃革命极丰富经验，和联共伟大胜利的经验，都应当有系统的被我们在满洲的组织在中央指导之下所利用”。《一·二六指示信》的贯彻，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为东北抗日斗争走出义勇军失败的低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新高潮奠定了基础。

　　2月  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身份在西安（今辽源）煤矿视察工作期间，用两小时向煤矿中的党员介绍了中央苏区的基本情况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来据陈润田（即张金，解放后曾任全国水电工会副主席等职，1981年病逝于北京）回忆说，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这个名字，就是这次听杨靖宇讲的”。

　　5月15日  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作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决议规定东北党组织的六大任务为：“（一）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二）真正的进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三）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和人民革命军。（四）切实的开展维护苏联、维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群众运动。（五）发展党巩固党，建立党在反帝运动中强有力的领导。（六）开展与深入两条战线斗争与胜利的领导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的群众斗争而斗争”。[16] 在1月17日宣言的基础上，决议指出：“某些游击队可以与之进行反帝联盟的形式。只要合乎下列条件：(1)坚决反日；(2)不侵犯劳苦群众的利益，能予民众以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等自由)(3)不反对共产党，准许共产党以绝对活动的自由，我们的赤色游击队可以与之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组织，进行反日的战斗，保证我们的党在里面绝对的领导，便利我们赤色游击队顺利的向前发展，争得赤色游击队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任何游击队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订立反日作战的协定”。 [17]

　　5月31日  杨靖宇化名张贯一向满洲省委递交报告，汇报南满政治经济状况和党的工作。在宣传鼓动部分将“翻印中央苏区党的上级党部公开文字（对日宣战通电等等）经常散发”列为首位。这是现存抗联文献中首次提到毛泽东著作。【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6月1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第26期发表《南满赤色游击队的新胜利——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四次进攻（满洲通讯）》一文，详细介绍了当年1至4月间杨靖宇率领南满游击队与日寇作战及4战4捷的经过。这是中共中央党报党刊上的第一次。

　　8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就义，年仅28岁。

　　9月18日  在“九一八”两周年之际，以杨靖宇为司令（师长）兼政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在磐石成立，杨靖宇草拟颁布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政纲》，其主要内容包括：“（1）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政府在东北的统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海陆空军滚出东北及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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