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奋斗的干部队伍”、“我们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这些论述在渴望了解内地革命斗争状况的抗联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对抗联同志了解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陈云的讲课，韩光回忆：“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比如，他讲红军长征问题，讲遵义会议，讲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分析、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讲这些党内的大事，对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和刘仁、李范五、林纳等同学经常讨论史平同志的报告，对他的每个观点，所述的每一历史事件都特别感兴趣。我们猜测他一定是中央领导，为了工作需要才改了姓名。不久后我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史平就是我从《斗争》上知道的陈云同志”。“陈云、邓发、高自立、滕代远等一些同志陆续来到莫斯科。他们经常应邀到东方大学作报告，讲红军的反‘围剿’斗争，讲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讲反‘围剿’战争中‘左’倾路线的错误及其带来的损失，特别是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和极大的鼓舞。那时虽然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还没有直接的体会，但确实为中国共产党在奋斗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而感到非常庆幸” 。

　　3月12日  本日周保中日记记载：“中国红军二、六军团进入黔滇纵横突击如入无人之境，将与川西北之主力军取得联系。又，陕西方面之红军毛泽东、徐海东等部向绥远、山西方向伸张，势颇顺利”。[37]这是现存周保中日记中首次提到毛泽东。

　　5月1日  以周保中为书记的5军党委致函5军及2军东部队，通报：“中国苏维埃红军现在的发展及其新趋势。时间愈延长，事实愈明显，抗日反帝挽救中华民族国家的唯一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红军，红军抗日先遣队为蒋介石所挫折了，红军主力不能不远道迂回从中国南方转向西南西北移动，脱离蒋介石军的包围，希望迅速与日本帝国构成直接对抗直接作战形势。最近（四月以来）红军主力之一部（三、五军团及二十五、六军）由陕北渡黄河入山西西北部占领石楼、阳城、中交、以至汾阳，先遣队数度进出太原近郊，红军之另一支队越河套向包头归绥方向探进（绥远）。红军主力之另一部（一、四、八、九各军团）以四川北部、西部及西康省绕四川南部，与纵横驰骤之红二、六两军团相连接，二、六军团主力由黔西以迄云南东北部均在占领中，四月中旬迫接云南省城，有夺取昆明之可能……红军于目前基本工作，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于最近期更易实现便利，必须把红军自己庞大的力量，依照一定的目的分布于滇、黔、川、陕、甘、绥以至晋、察、冀各省，同时必须建立不易受直接围攻更巩固的根据地，如此才能保障：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中国民族解放与革命胜利得到必须的发展，现在中国红军各地的逐日推展，即是按上述情形而进行着的”。

　　5月12日  吉东抗联文献《下江抗日救国青年团的新任务》指出：“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们英勇的反帝和反日斗争，都带着全民一致的性质，特别是在这一切的运动中，几十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及其所领导的几十万少共国际师、少年先锋队等等和全国的学生救国运动，都变现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青年的主要作用……中国人口四万万五千万中，占了半数的妇女，从普遍的意识上看来，她们的程度虽然比男人差一点，可是她们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以及领导人才，勇敢的红军和游击队员也属不少，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发起人宋庆龄，红军中有名的一个政治部长张琴秋。她们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无疑义的是民族英雄，并且参加红军和满洲游击队中的队员，她们都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勇敢的战斗员了。这就是指示我们需要全中国妇女统一战线的实证”

　　6月15日  松山（即杨松）就抗日统一战线致函周保中和张中华，通报：“自去年七次大会（即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后，吾党新政策在关内已得很大的成效：A、抗日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之下，已到达陕甘，并于最近东渡黄河而至山西省腹地；北出长城而向内蒙绥远进展，这么一来，红军日益接近到与日寇及‘满洲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时期了，并且，使全国各阶级民众，日益相信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这是自去年七次大会后，在关内政治形势新的变动，这些变动，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有很大的好的政治影响，给游击运动一种推动” [38]

　　6月18日  本日周保中日记记载：“红军西北方面之主力部队，又将进出山西绥远、以热察平津为目标。日寇在华北实行增加驻军，平津各地又爆发反日运动，反对走私及日寇增兵而渐及于宣战运动”。 [39]

　　6月底   中共南满“二大”在第1军河里后方基地惠家沟密营召开，以《救国时报》为材料来源，杨靖宇在大会上做了有关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本月至11月  为打通与东征红军的联系和试图开辟辽西新游击区，杨靖宇组织抗联第1军第1、3两师主力两次西征，一度挺进至辽阳一带，终因敌众我寡及天气原因未果，但仍有力牵制了南满日寇，支援了吉东和北满的斗争。

　　本月  在陈潭秋主持下，李延禄口述、孙西林记录的《东北抗联四军介绍》一书由《救国时报》社出版，有力推动了抗联业绩的宣传。

　　7月2日  周保中起草《吉东省委、五军党委、宁安县委书记给与宁安地方工作同志的信》，信中写道：“我们根据目前中国内地各种运动发展的事实来推断，中国民族革命战争大范围的对日宣战为期不远。同时中国红军二六军团在滇黔两省已组成全国人所渴望的国防政府（似为贺龙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36年2月7日——引者注），并编成了抗日联军，与在川甘陕省主力红军与得直接联系。在川省及西康省陕甘地带形成巩固的新根据地，整理久战的红军部，在人员和武器上，有了巨量的补充。红军主力之另一部，目前再次进出山西、绥远，以平津、察哈尔、热河目标，向着日本强盗帝国主义华北及长城线步步紧逼，对日寇直接接仗为期不远”。 [40]

　　7月5日   在杨靖宇、魏拯民主持下，东南满党军领导干部会议（即河里会议）开幕，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王德泰牺牲后继任副总司令）。下辖第1军、第2军共6个师，中共东南满党组织合并组建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书记。

　　7月16日  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高度评价：“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谈话中毛泽东还郑重重申“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的严正立场，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总目标“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人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

　　8月2日  民族女英雄、东北抗联第3军第2团政委赵一曼在珠河英勇就义。

　　8月10日  毛泽东致函上海救国会领袖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高度评价：“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国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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