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长江泛滥淹死数十万人，台湾发生大地震，几千幢房屋被毁等等悲剧性的消息频频传来，但我们更关心布鲁塞尔举行万国博览会、莫斯科地下铁道开始通车、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哪里、攻占了什么地方等这些令人鼓舞的消息”。[32]

　　7月25至8月21日  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举行，抗联主要领导人魏拯民（化名冯康或冯空）、赵毅敏（化名赵一民）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大会。大会对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用生命援助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国际主义壮举予以高度评价。赵毅敏向大会报告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8月1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由杨松起草，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宣言明确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热切赞誉“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并对已牺牲的罗登贤、童长荣、金伯阳、邓铁梅表示深切悼念。

　　8月16日  中共勃利县委致函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是万分正确的”。

　　9月下旬  陈云（化名史平）抵达莫斯科，并于10月初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代表团监察委员。陈云到莫斯科后，立即向王明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在西征（即长征——引者注）时采取新的策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即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仍不算晚。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惟一正确的方针”。 [33]

　　10月2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立满洲问题委员会，负责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成员共9人，即史宾（疑为史平之误，即陈云）、唐谷（又作唐古，即曾山）、白林（即潘汉年）、孔原、冯空（又作冯康，即魏拯民）、杨松、赵毅敏、王明、康生。[34] 同日，经季米特洛夫提名，杨松（俄文名瓦西里耶夫）担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

　　10月19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秋  陈云化名廉臣，假托被红军所俘的国民党军医，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介绍长征经过，赞誉红军兵心团结、军民一家，“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35] 此书以后成为抗联主要政治教材，对抗联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月25日  毛泽东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一文，指出：“满洲义勇军数年顽强抗战的经过……清楚地证明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

　　11月26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函负责与东北联络的杨春山（俄文名斯达干诺夫），通知撤销满洲省委，成立东满、南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和哈尔滨、奉天2个特委等决定。

　　同日  杨松为吉东特委起草给珠河中心县委及3军负责同志信，指出：“要知道，我们的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中国民众的领袖。是处于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尤其我们东北党的组织，不能只机械的吸收工人阶级及贫农先进分子入党，对于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应允许其入党，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游击作战和阶级斗争中得到锻炼”。[36]

　　12月9日  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的《救国时报》在巴黎问世，宣传东北抗日事迹为其重要任务之一。在总共152期中，共发表有关抗联的文章图片等100多件。1938年2月10日停刊。

　　12月17至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会议确定实行反对“左” 倾关门主义，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12月23日，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军事战略问题决议《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指出要“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指冀东殷汝耕汉奸伪政权辖区——引者注），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为此要“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

　　12月27日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本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魏拯民等返回东北，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指示，筹建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

　　●1936年

　　1月9日  中共满洲省委正式停止工作。此后至1939年，相继组建了东满省委、南满省委（1936年6月合并为南满省委）、吉东省委、北满临时省委（1939年4月12日改名为北满省委）、哈尔滨特委。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后叛变）、周保中，北满临时省委及北满省委书记冯仲云、张兰生（即包巨魁）、金策。

　　同日   《救国时报》刊发抗联1军1团胡育来函，信中说：“我们此次接到贵报，大家都把它当作宝贝一样。我们的军司令部下了一道命令，（1）全军将士及弟兄均须分组读完各期报纸；（2）读后各组分头进行讨论；（3）读后，报纸由各班班长保管，均须一律实行照报认字等等。在我们未读到该报之前，军司令部即向我们作了一个报告，说明贵报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接到该报的困难情形等等……贵报志在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不为亡国之奴隶，这与本军数年来从事于抗日反满战争之宗旨完全符合。我们想把我们所做的抗日反满事业写些出来，寄给你们，转告国内外同胞”。

　　1月24日  张闻天电告朱德：“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

　　2月18日至5月5日  红军主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进行东征，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给予东北抗日联军以巨大精神鼓舞。其声威所至，甚至迫使东北日军以长城一线防卫为重点重新部署，相对减缓了吉东和北满地区抗联部队的压力。

　　2月20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这个宣言是杨松起草，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署名的。宣言指出：“（一）东北抗日联军在政治上、在民众救国运动紧密关系上，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救国总会领导。（二）凡中国同胞及一切反日武装军队，不分宗教，不论政治派别，不论任何社会团体或个人，不分性别，不分穷富，只要是抗日救国，我东北抗日联军便与其行动一致，因此对于海内外同胞暨南京政府内反日派别、在野政党、军政名流以至中国苏维埃红军最近抗日救国的一切主张均竭诚拥护。（三）我东北抗日联军随时准备参加全国统一之抗日联军军队编组，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并由公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四）凡被压迫民族，高丽人、内蒙古人、台湾人、个人或团体，或军队，我东北抗日联军均一律欢迎参加，结成弱小民族联合战线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并愿与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友好提携，同时与目前在国际政策上对日寇立于反对地位，例如英、美、法等及其他反日国家，均为我联军所同情，互为赞助。（五）昨日即为国贼汉奸，作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天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祖国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我联军完全不咎既往，愿诚意与之作今后抗日新提携”。以后至1937年10月，东北抗联共组建11个军，最盛时发展到3万余人。【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本月  遵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李延禄经莫斯科、巴黎返回上海开展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工作，李延平接任4军军长。

　　3月1日至年底  陈云担任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校长赵毅敏）党建和工会建设课代理副教授。在此期间，陈云一直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和遵义会议”为主课，重点强调：“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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