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东北抗联的斗争对于全国抗战的价值：“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这和他在中共七大上“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的论述一起，成为毛泽东对东北抗联历史地位和贡献的经典评价。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指出，要全面客观地评价东北抗联的历史地位。1946年7月11日，在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时，毛泽东删去了原稿中“我们在东北人民中的影响还很小很浅”一语及相关阐述，参见田酉如：《彭真主持东北局》，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指出“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等的电报中，对抗联工作从总体上进行了高度评价：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页。）

　　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东北抗联的独特历史贡献，强调要承认和尊重东北抗联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抗联工作中确实存在的一些不足，但这是中国革命事业经验教训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逐步走向成熟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不能过分夸大和苛求。

　　二、毛泽东肯定和关怀东北抗联领导人

　　在东北抗联14年的英勇斗争中，涌现出了以杨靖宇、周保中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抗日将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亲切关怀。

　　杨靖宇是东北抗联干部的优秀代表。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殉国18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吉林通化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公祭仪式，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杨靖宇陵园敬献了花圈。（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2月24日。）

　　周保中作为东北抗联负责人之一，经历了东北抗日斗争全过程。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从杨松、彭真等处听说过周保中及其所部的事迹。在解放战争中，周保中率部作战800余次，战绩卓著。特别是他在1946年4月指挥的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斗，对稳定东北局势、坚持国共和谈具有重要意义，一度打乱了蒋介石集团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08页。）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等的电报中指出，周保中是“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的代表，同时要求东北局等对周保中予以积极的帮助，启发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使有更大的进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00页。）不久，周保中突发心脏病，毛泽东得知后又委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前往医院探望，指示让周保中住院治疗、休养一个时期，不要急于去云南。（参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回忆周保中》，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杨松（在东北工作时化名吴平）是东北抗联最主要的政治和党务工作者之一，也是实际领导东北工作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唯一亲临前线的同志。1938年返回延安后，毛泽东与他多次长谈，并提议由他向党中央汇报东北抗联的斗争经过和经验教训。在延安期间，杨松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解放日报》总编等职，多次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并被毛泽东指定为他与苏联同志会见时的翻译。1942年杨松积劳成疾卧病在床，毛泽东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用自己的稿费为他购买营养品。同年11月23日杨松病逝后，毛泽东又为他题写了“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的挽词。（参见陈光旭、吴隆繁：《杨松传》， 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插页。）

　　除杨靖宇、周保中和杨松外，毛泽东对其他东北抗日干部也十分关心。1934年，在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全体同志为童长荣、金伯阳等东北抗日烈士默哀致敬（参见《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料委员会翻印1957年版，第236页。），并在大会期间接见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何成湘，向他详细了解东北的情况，提议将当时已调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杨林（即毕士梯）的妻子李秋岳调来使之团聚，后因敌人封锁严密未成。（参见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东北烈士纪念馆编《东北抗日烈士传》 第1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页。）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接见抗联干部刘海涛、李范五（即张松）、赵毅敏、韩光、李延禄、李荆璞等，详细了解东北情况，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予以照顾。东北抗联二军原参谋长陈龙（即刘汉兴）和五军干部蒋泽民还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深受他的赏识和信任。

　　三、毛泽东深刻总结东北抗联经验教训，对联络和支援抗联作出部署

　　在东北抗联与党中央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毛泽东仍十分重视总结东北抗联的经验教训。他多方收集材料，分析研究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

　　对东北抗联在斗争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予以充分肯定，并多次要求全党在抗日斗争中重视和借鉴。比如发动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的经验。毛泽东曾对斯诺指出：“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406页。）再如开展游击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毛泽东在谈到游击战争的作用时，特别举了东北抗联的例子，来说明其游击斗争在牵制日军、策应关内战场方面的作用。对杨靖宇等创建的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毛泽东把它列为“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的首位，号召以长白山和其他根据地为榜样，“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9页。）又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东北“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3页。）实践证明，这些经验对全国抗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曾对东北抗联斗争三个核心问题作了如下精辟论述。这些论述都已被东北抗联正反两方面的斗争实践所证明，成为研究东北抗联斗争史的指导原则。

　　第一，关于东北抗日斗争的工作重点。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讨论抗联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他还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在这里，毛泽东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指明了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心任务和东北抗联经验教训的关键之处。

　　第二，关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在遭受严重挫折后的前途。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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