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0页。）这一论述实事求是，以东北斗争实际情况作为观察分析的基础，而不是生搬硬套关内敌后战场的斗争经验，其科学性已被东北抗战实践所证明。

　　第三，关于东北抗联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及其原因。这方面的内容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一部分。1945年4月9日，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七稿时，亲笔加写了一段话：“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倾错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315页。）这段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日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同时指出抗联和全党一样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因而没能很好地区分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采取了“左”倾关门主义态度，从而损害了抗日斗争和革命事业。

　　在总结东北抗联经验教训的同时，毛泽东还一直关注党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问题，多次对援助抗联作出部署。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07页。）关于红军和八路军设法援助抗联的问题，毛泽东多次作出指示。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于1937年7月至9月间数次致电前线八路军主要领导同志，部署组建部队挺进热河事宜，特别要求多派红军大学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页。）1938年后，在与东北抗联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八路军挺进东北的工作更为重视，对冀热辽根据地的建设十分关注。在党中央领导下，冀热辽根据地发展很快，至抗战胜利前夕已经建立了十几个联合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参见《朝阳抗战纪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虽然由于长期失去组织联系，上述许多指示未能及时传达到东北抗联，但这一切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视和关怀，为科学总结东北抗联的经验教训奠定了基础，同时，冀热辽根据地与抗联在战略上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态势，为最后收复东北作了初步和必要的准备。

　　四、东北抗联自觉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抗日斗争

　　在长期与中央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东北抗联及其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自觉地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实践。尽管组织联系已断，日伪军又严密封锁，但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共中央的部分文件还是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辗转传到东北抗联将士手中。

　　1934年前后，杨靖宇等抗联主要领导人开始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东北斗争实际相结合。据韩光回忆：“1933年至1935年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情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当时我任中共满洲党、团省委特派员，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适用于抗日战场。”（《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411页。）在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杨靖宇结合东北抗日斗争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以“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装袭击，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为主要内容的游击战战略战术。（参见赵俊青：《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在当时传入东北的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中，《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最为显著。这三篇文献集中反映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对这三篇文献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贯彻，这三篇文献也确实对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干部在政治和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保中曾指出：“看到过‘党中央告全党同志书’，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被吉东首先接受了，以后转给南满，也表示同意……政治上之所以有信心，主要就是依据这个文件。”（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1980年内部版，第110页。）李兆麟在1938年2月29日致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3卷， 1988年内部版，第322页。）之后，北满临时省委于同年4月底5月初举行第七次常委会议，系统纠正了东北党组织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倾向，宣布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为会议结论，事实上成为以后北满地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次会议也因此成为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政治路线在北满地区的补课，是全党反思和纠正“左”倾错误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8年底以后，通过《新华日报》等党报党刊，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又相继有一些传入东北，东北抗联组织干部战士进行了深入学习。周保中指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中日战争整个进程而给予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估计”，号召党员干部要“以毛泽东、朱德为榜样”，东北人民要“拥护首先倡导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实现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373、207、593页。）他还力图与当时在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建立联系。（参见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决定在部队内悬挂或张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像，学习彭德怀关于游击战争的论述，以廉臣（即陈云）《随军西征见闻录》为教材学习长征精神。（参见《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5卷，1991年内部版，第54、65页。）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成立后，政治学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周保中亲自主持了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学习和全体党员的整风学习活动，（参见《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765、706页。）并指示当时部队中唯一会画像的彭施鲁绘制毛泽东像在野营中悬挂。（参见《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42页。）

　　在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的同时，东北抗联注意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东北抗日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制定和实施符合东北实际情况的政策策略。周保中于1940年初起草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以《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详尽分析：“党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东北目前应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教训，更正确的坚持和运用……在东北是要发动广大人民，进行坚持继续抗日游击，使日贼后方——‘满洲国’统治动摇，牵制日贼侵略。”（《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第192页。）并据此制订了党务、军事、群众工作的各项要求，成为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指导性文件。李兆麟则教育部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指示，我们必须执行。目前东北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多年侵占东北国土的全部情形，必须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随时随地加以详细侦察和研究，这是东北党组织和党同志斗争任务之一。应当将每个地方群众组织改为群众运动与侦察工作二位一体的斗争组织。每个游击队目前必须把坚持发展秘密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积极进行侦查工作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卷，1991年内部版，第12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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