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栗宝山慷慨激昂的结束语，广场上又一次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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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儒--官场女人--六、福瑞
六、福瑞大会结束后，已到了下班的时间，别的人都纷纷回家，黄福瑞却返到办公室，关起门来一个人望壁独坐。
他觉得心里很乱，说不清是高兴，是难受，是激动，还是焦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今天下午的事，来得太突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需要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太城该发生惊人的大事件才好。”最近两三年黄福瑞一直有这个想法。这是没有法子的想法，是听天由命又希望能开善目的一种想法。刚当上县长那两年，他可不像现在这样悲观。当时他很自信，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历尽艰辛，又是深入调查研究，义是东跑西颠地考察项目，又是上下左右找支持，拉资金，整天忙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可是结果事与愿违。他的助手及其一帮人，跟他想的完全不是一码事。他们利用工作谋私利，送人情，拉关系，找靠山，营造个人的势力范围。企业一个个建成了，窟窿也一个个拉下了。他们既发了财，又扩充了势力，又交了一大批上下左右的朋友，为他们说话，给他们撑腰，一个个红光满面，活得好滋润。却把那一个沉似一个的包袱，甩过来让他背着。他生气，发脾气。他们当着他的面，点头哈腰，陪着笑脸，只说是是是。一背过他，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该干什么还于什么，好酒照喝，麻将照搓。开始只限于企业，后来别的部门也是如此了。他叫干的事，他们愿干，当然都能干成，如果他们不愿干，就是这困难那问题，反正到末了也干不成。他堂堂一个县长，那里受得了这份子气，因此决定换干部。但是他推荐的人，一考察全是一大堆问题，没有一个够条件的。他认为不称职的干部，便是一点儿毛病也考察不出来。他作为县委的一个副书记，在人事问题上又没有拍板定局势的权力，弄得他只能干生气，一点脾气也役有了。记得让他当副县长那阵子，他死活不想当，因为他祖宗八代都是为民的，他从骨血里一点官欲都没有，他只想自己学的知识在工厂里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可他这个时候，真想当那个县委书记。加之，全区跟他一起当县长的几个人都已当了书记，唯独他没有当，就好像他不行，他犯了什么错误似的。但地区不让他当。不当就不当吧，他把希望寄托给新来的书记。按说，先后新来的那三个书记，都不是稀泥软蛋，都是有魄力，有心计，有能力的人。他看得出来，他们都有改变太城局势的决心。然而，他们几乎都还没有干出什么来，就都匆匆地下台了。这使他认识到，即便让他当了书记，也不一定能怎么着。或许反而招来大祸，落个不明不白的免职也保不准。他因此害怕了，因此改变了策略，学着世故一些，圆滑一些，不再叫真，不再得罪谁，想着快一点离开太城，争取在地区有个适当的安排，面子上过得去，后半生有个依靠的单位就行了。想是这样想定了，憋在肚子里的那股子气，还是时不时地在攻他那做人的尊严。有时他憋不住，想跑到上面去告状，硬是被老婆孩子拉住劝住。他们说，你告人家有什么凭证？没有凭证，不是诬告？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想也是，自己确实不掌握他们的证据。他相信，如果不是他们伙里人站出来，即便上面信任他，派人来查，也绝对查不出任何证据来。这个已经有验证了。过去也有人告过，上面也派人来查过，末了非但没有查出他们什么，反而查证出了告状人的问题，其中还有一个人了狱。他毕竟是年过五十的人了，不愿去冒那个险。过去他看历史书和历史戏剧，见几个奸臣当道的时候，那么多的忠臣硬是束手无策地被奸臣们一个个杀掉，总觉得那些忠臣们太窝囊，太无能。现在他才理解那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常常无可奈何地空想，希望有惊人的大事件发生，比如来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把那些坑害人民群众的恶鬼们统统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痛痛快快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彻底革命。或者，来一场瘟疫，专染那些吸血鬼，让太城死上几十人，几百人。那么，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福瑞不能不承认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确有惊人之处。对于栗宝山的到来，他本不抱什么希望。所以，那天栗宝山找他谈话时，他只客观的正面的介绍工作情况，一句也不涉及人的问题。当栗宝山打问到银俊雅时，他不表任何态度，轻轻一句绕过去。当时他从栗宝山的口气里听出好像对银俊雅怀着深重的抵触，好像要对她采取什么惩治的措施，心里很不安，很为栗宝山担心。但不便说出口。对银俊雅本人，他有他的看法，有他的一个大约的估计。他认为银俊雅肯定有作风问题，肯定是潭祸水。只是和那三位书记好像不大可能，起码没有那么邪乎。有人说银俊雅和贾大亮他们是一伙。他有时信，有时不信，常常半信半疑。银俊雅曾经给他打过好几次电话，他都及时挂掉了。他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是对的。他觉得这可能是他虽然受气却没有倒下来的一个原因。现在他弄不明白的是，一天以前，栗宝山对银俊雅还是那个态度，时隔一天，跟她谈了半天话，竟然变了一百八十度，召开万人大会给她平反。幸亏那天他没有顺势表态，否则不把自己装进去了。究竟是银俊雅把栗宝山降服了，还是采宝山另有说法，他猜不出，估不透。但有一点他清楚，这件事在太城县绝对是破天荒的，是谁也不曾想到的。虽然不像他设想过的那样的惊人事件，可也确实让人震惊。栗宝山竟然把那种见不得人，只能私下里议论的事，堂而皇之地拿到万人大会上去讲，讲得还是那样正而八经，入情入理，使全场上的人为他鼓掌。想想会场上的气氛，再想想贾大亮他们当时的表情，尽管他们也跟着鼓掌，可他凭着潜意识知道，他们不高兴，他们在琢磨着对策。而坐在台下的银俊雅则是一副得意的表情。这或许说明，她跟他们不可能是一起的，起码就这个问题而言。那么，银俊雅是否跟栗宝山达成了某种协议，要一起来对付贾大亮一伙呢？如果真是那样，他自然高兴。可他又担心采宝山要失败。栗宝山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厉害。何况，怎么能相信银俊雅这样的人呢？他思前想后，没有一个满意的结论，没有一个准确的主意。
电话吱啦啦一阵尖叫。
黄福瑞看看电话，不去接。因为他断定电话是家里打来的，不是老伴就是儿子闺女，他们等他吃饭，等他又一次进行那没完没了的势均力敌的劝说。他嫌他们麻烦。尤其这个时候，他最愿意一个人待着，一个人慢慢地消化那些烦心的事。
电话还是不住地叫。他不接，也无法安静，索性拿起来，一听是儿子顺德的声音，把电话扔到一边，任凭儿子怎么呼唤，也不答理。可是他没想到，不一会，儿子来敲他的门了。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他只好开门让儿子进来。
顺德是黄福瑞心上的一块病。想当初，他对这个儿子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儿子比他强，学习好，品德优，上大学，搞学问，有造就，能够给他争一口气。不料，儿子不但学习差，还染上不少坏毛病，抽烟，酗酒，论哥们，玩世不恭，没有是非地赞赏和追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因为忙于工作，当黄福瑞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尽管又是苦口婆心地教育，又是体罚抽打，大动干戈，费了很大的心气，无奈儿子非但依然我行我素，还时时顶撞他，气得他几次差点死去。到了临近高考的时候，依儿子的学习成绩，是一丝一毫的希望也没有。母亲为了给儿子弄个学校上，要他给想办法，或者走定向，或者走代培。他不愿为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损坏自己的名誉，一口回绝了。可他想不到，他老婆竟然背着他去找贾大亮。这一找，贾大亮就给把这事办成了。直到儿子上了师范专科学校，他才知道。气得他踹脚打老婆，要把儿子叫回来。却经不住亲戚朋友劝，只好任其如此。儿子还是得寸进尺，毕业后不愿当教员，要求改行。他母亲怕再惹丈夫生气，不肯去活动。儿子就直接找了贾大亮，结果改行安排到了人民银行。黄福瑞知道后，要贾大亮纠正。贾大亮嘴上答应着纠，却迟迟不动，有意拖着，儿子则天天跟他闹，甚至动手打了他。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是黄福瑞最觉得抬不起头来的一件事，也是他落在贾大亮手里的唯一的一个把柄。
“你不回家，不接电话，一个人在这里发哪门子神经呢？”顺德一进门就用驯斥的口气对他的父亲说。在他看来，他的这个父亲是最窝囊、最无能、最没有人情味儿的老古板。
“你来干什么？”黄福瑞忍不住地训斥这个不肖的儿子。
“干什么，叫你回去！”儿子的声音比他还大，而且向他瞪起大眼珠。
黄福瑞最怕人家听见儿子跟他四架。他不得不咽下一口气，一边关门，一边放低了声音说：“有什么事呢？”
“叫你回去吃饭。”
“我不饿，不想吃。你们回去吃吧。”
“不想吃也得回去，我妈还有话要对你说。”
“你回去告诉你妈，我这里有点事，待一会再回去。”
“有什么事？是不是对下午的会不满意？我看人家姓栗的书记讲得蛮好，为什么要把人家的私生活看得那样严重，弄得满城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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