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反复思考，也没发现自己的措施有丝毫不对的地方。他屡屡说，“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法已定，其法已良”。因此，他把原因归结于奸顽之人之难于教化：

于戏！世有奸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不才臣民百姓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

那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些奸顽之人，怎么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绞尽脑汁，要这些官员们能顺顺当当地当官，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光宗耀祖，荫及子孙。我所制定的法规政策，没有不稳当的，一一都十分得当。可恨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坏！不走正道，偏做坏事，自取灭亡，难以计数。”又说：“唉，可怜那贪心勃然而起，迷乱了本性，做出这些恶事，虽然自求生路，又怎么可得！”

算来算去，他还是把账算到了别人头上，他认为，一百年的元朝统治，“天下风移俗变”，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他们长期“为奸顽之人所引诱”，“一概善恶立场动摇，至今为非之心不改，表面顺从，内心则异”。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过去元朝统治华夏，九十三年之治，使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读书人只知道背书，对于思想净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时，私心战胜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这些人受“前代”恶劣风气的“污染”，“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面积地贪污腐化，“终化不省”（怎么也教育不过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归根结底的办法还是进行思想教育。他还是相信，“自古及今，无有不可变之俗，无有不可化之民”。虽然“难化”，他终还是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人被错误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风细雨式的教育不起作用，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思想教育活动，用大量血淋淋的案例来警示官员和百姓。这次活动一定要搞深搞透，通过触及人民灵魂深处，希望他们“鉴此非为，格心从化”，以此来消灭腐败和犯罪的土壤。

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这一与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并列的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皇帝亲自纂写的这本《大诰》，简要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着大量的说教。由于是朱亲自写作，所以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唯以说教和吓唬为能事。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篇——《初编·伪钞第四十八》讲了他如何惩办一起伪钞案：

宝钞通行天下，本为方便百姓交易。其两浙、江东、江西，有伪造者，其中最严重的是句容县。该县杨馒头本人起意，县里百姓合谋者众多，银匠秘密刻制锡板，文理分明；印纸马之人家，同谋刷印。罪犯捕获到官，我全部杀掉，自京师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其刑甚矣哉。我想绝对不会有再犯的了。岂期不逾年，本县村民亦伪造宝钞，甚至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呜呼！你说这样顽愚的人，可怎么治理是好？

《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得意洋洋地讲了他如何因一个逃囚杀了一百七十户人家：

皂隶潘富犯法外逃，沿途有二百余家知情，有的人家并曾提供食宿。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投，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他在大诰里绘声绘色地描绘贪官们临死的惨境：“临刑赴法，才方神魂仓皇，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希望他们因此抽身退步，不敢再胡作非为。

同时，《大诰》里面还夹杂着大量陈腐的教条。比如《续编·申明五常第一》里说：

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有律条。慎之哉，而民从之。

朱元璋村长式的思维方式实在过于混乱，他的大脑里，道德和法律从来分不清楚。例如，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会导致大量深文周纳出来的冤假错案？

这类无法操作的条文还有许多，比如：诰至，所在有司，务必祟尚德人，上助朕躬，下福生民。无藉之徒见此，即早退去。“无藉之民”见了这个文件，为什么就会乖乖退去？

就是这样一套混乱杂芜的文件汇编，成了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精神财富。

第四节 发动群众抓贪官

结合学习《大诰》，朱元璋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洪武十九年，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他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中这样号召：

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为人民服务。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他们就和当地吏员、衙役、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千方百计，害我良民。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高年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来帮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当官的来给百姓做主，打我当皇帝到如今十九年，我还没见到一个人！

在《大诰》另一章里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为我高居九重之上，难以清晰地观察帝国政治的每一个细节，“如果民众们不亲自动员起来揭露奸顽之人，明彰有德之官，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

那么，皇帝希望民众们怎么帮他呢？

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他大手一挥慷慨地赋予了草根阶层以监督、评议各级官僚的权力，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洪武十八年，他在《大诰》中就这样号召百姓们：

从省级官员到府州县级官员，如果在国家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财钱的，准许境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联附近的乡亲，联名到京城来上告，有凭有据，惩办罪犯，更换好官，抚育人民。同时，从省级到县级的官员，如果清廉能干，政绩卓著者，准许境内百姓来京汇报，我给他们奖励。

因为对监察官员们的不信任，在另一章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今后各级政府，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如果这些廉能官吏被坏人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我允许本处城市乡村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洪武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

如果以后有吏员们打官司时枉断曲直，被冤枉的人可以纠集四邻，直接到刑房里，把这个吏员拿住，送到京城来！如果有强买百姓东西不给钱的，收税时有的家多收有的家少收不公平的，捉拿逃军时受贿放纵犯罪却捉拿了同名百姓的等等犯罪情况出现，都许百姓们直接把这些吏员们拿获！

又规定：如果害民官吏逃回老家，邻居和亲戚们知道了，立刻就要把他拿获。（《大诰·积年民害逃回第五十五》）他在另一章中发布了这样的通知“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从“把民众捆绑在土地上”这一极端轻易地跳到了“放手让民众造反”的另一个极端后，朱元璋想起了他的“通行证”制度。他知道这一制度一定会被官员们用做阻拦百姓上访的借口。于是他又宣布：

凡是进京反映问题的人，不论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一号召再一次证明这个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位的皇帝对农民理想的某种忠诚。

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却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对他们的面孔从来都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乡村生活中人的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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