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教民榜文》中他规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和里甲来审断。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老人罪行中去。当然，人命大案等还应报告政府来审理。

第五节 “激进主义”的“幼稚病”

在全帝国范围内掀起这样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宣布了他村长式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另一个地方，他这样说：“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

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谐调都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和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

“理性”并不是朱元璋先天素质中的缺项，他在战争中头脑之清醒，次序之清楚，充分证明了他理智的强大。然而，越到晚年，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来越成为了主旋律。

毕竟，朱元璋是人而不是神。在群雄并起的强大压力之下，他能强迫自己每分每秒都恪守理性的指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孤诣寻找那条唯一的生路。登上帝位后，虽然他一再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然而由于外面的压力都已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急躁”、“竣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而屠戮功臣、牢狱百姓之顺利之容易之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又大大强化了他的自信心和浮躁感。

坐踞极尊、四周毫无约束，这种地位对人性的腐蚀朱元璋也不可能避免。于是，一方面，他仍然能兢兢业业、宵衣旰食，强迫自己忘我工作，另一方面，他却没有能力再把那个强大而盲目的“本我”压制回“理性”的控制之下，反而越来越为“本我”而控制。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与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低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

第六节 史上最大的惩贪浪潮

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

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愚民”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朱元璋火了，他自然有他的办法。洪武十九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市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坏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坏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皇帝得意洋洋地说：“有罚款把家罚得精光的，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及去搬石就被我处死！”

这就是朱元璋的动员方式。

他知道，这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当然最有效。同时，对那些壮着胆子，捉拿官员的“吃螃蟹者”，他立刻大加奖励。常熟县百姓陈寿六串同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县里的恶劣吏员顾英捉住，送到南京，朱元璋大为高兴：

在《如诰擒恶受赏第十》中他说：

前者《大诰》一出，民有从吾命者。常熟县陈寿六为县吏顾英所害，非止害己，害民甚众。其陈寿六串弟与甥三人擒其吏，执《大诰》

赴京面奏。朕嘉其能，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更敕都察院榜谕市村，其陈寿六与免杂泛差役三年，敢有罗织生事扰害者，族诛。若陈寿六因而倚侍，凌辱乡里者，罪亦不放。设有捏词诬陷陈寿六者，亦族诛。陈寿六倘有过失，不许擅勾，以状来闻，然后京师差人宣至，朕亲问其由。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在这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懦弱的老百姓居然敢对官员下手，这有中国以来人民所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的现象终于出现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朱元璋得意地说：

为《大诰》一出，邻里亲戚有所畏惧。其苏、松、嘉、湖、浙东、江东、江西，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

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滦州乐亭县主簿汪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难者，受财出脱之，每一丁要绢五匹，被高年有德耆民赵罕辰等三十四名帮缚赴京。行间，有的当人、说事人、管事人何波等十名，翻然改图，格前非心，一同辅助耆老赵罕辰等四十四名，将害民工房吏张进等八名帮缚起行。

去县四十里，其县官主簿汪铎等追赶求免，谓耆老言：“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呜呼愚哉！孰父母生此无藉不才之徒，官于是县，是县民瞻，今既不才，为民所觉，乞怜哀免于耆民，纵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呜呼！兴言至此，虽非本人，凡听读者亦皆赧焉。贤人君子，可不为之戒乎？（《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县里的主簿，相当于今天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科级实权干部，平日在地方上怎么耀武扬威就可想而知了。而今被群众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立刻露出了一副可怜样，苦苦哀求：这个科级干部，是我从十四岁读书考学辛苦换来的，乡亲父老可怜可怜我吧，不要让我断送了大好前程！

真是平日只见民求官，怎想还有官求民！在朱皇帝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被封建统治颠倒过去的世界又颠倒回来了！

第七节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的办法，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

他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yuè）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据说，皇帝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在这种恐怖气氛中，不论大官小官，个个胆战心惊，不知什么时候就有大祸临头。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来是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们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他们“以溷（hǔn）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多不乐仕进”。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至自残肢体。

不少人在时过境迁之后，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如当时监察部副部长左佥都御史严德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辞职，朱元璋怀疑他是装病，将他黥面发配到广西南丹。后来遇赦放还，活到宣德朝，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先时国法甚严，做官的常保不住脑袋，这顶破帽不好戴啊！说完还北面拱手，连称：“圣恩！圣恩！”

能得到“圣恩”的人太少了。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毫无必要制造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毫不留情地杀死。户部尚书滕德懋（mào）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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