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以“成由俭、败由奢”为座右铭，曾对杨勇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隋文帝的内宫，可能是历代最简陋的内宫，后妃宫女的衣服及日常器具，均有严格的供应制度，不得逾越私取半毫，若有破损，加以补缀再用。他本人的饮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除了必须的宴会，每餐至多一小盆肉。他本人的寝宫，全是布幔布帐。他摒弃金玉，摒弃锦绣，摒弃所有的器玩。相州刺史豆卢通进献斑斓的绸绫，他下令当殿焚毁，以此阻绝各等官员各种目的进献。《隋书·文帝纪》说：“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在隋文帝君临天下的时代，上自大臣贵族，下至富商大贾，穿的不过是布帛，装饰的不过是铜铁骨角，俭朴蔚然成风。

　　以俭朴为立国之道，在于隋文帝深刻体察到，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农业，而农业每年的产值是有限的，要让农民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惟有将对农民的剥夺压到最低限度。俭朴的风气，可减少用度，缩小无谓的消费，使有限的农业产出，维持社会最基本的生活。隋文帝懂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要想保住社稷江山，当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他即位之初，就将五千头官牛分赐给贫苦的农民，后来又多次推出降低税役、轻徭薄赋、宽恤民力的政令。

　　以民为本，与民休息，使隋朝在立国后与统一后，迅速受到了民众的拥戴。

　　人是复杂的，是多面的，俭朴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倾向，只是被他深深地压抑着。北周首都设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由于长期的战争，都城已凋敝不堪，出于新朝万物更新的感觉，隋文帝决定在长安另外择地营筑新都，名为大兴城。营筑新都城花了不少的工役钱财，但为了帝国的形象，无可厚非。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他又下令在岐州（今陕西凤翔）造仁寿宫。仁寿宫的工程由杨素负责。杨素为讨好隋文帝的欢心，大发役夫，削山填谷。劳工的待遇是非人的，在棍棒的催逼下，万余人死于非命，工地上一片惨象。隋文帝知悉此事后，很是不悦。然当他游览新宫时，却为豪华气象笑逐颜开，直夸杨素是忠臣。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又大兴土木，从京城到仁寿宫之间，连置十二行宫，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可想而知的。俭朴是难的，难在要克服追求享乐的欲望，努力克服这种欲望的隋文帝稍一松懈，便为佞臣所误，违背了他信守的初衷。

　　不遗余力地勤政，是隋文帝为君的特色。他每日坚持上朝，听取各级的奏报，甚至日落西山，仍精神不减地端坐着。有暇时，乘舆四出访问，途中遇见上表者，便停下来，亲自仔细询问，极有耐心。另外还派遣行人（特别的使者），去各地采听风俗。由此，官场的得失，民间的疾苦，帝国的现状，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勤政，使隋文帝成为明君。

　　出自真心的亲民，是隋文帝另一个为君的特色。关中闹饥荒，他派人前去了解百姓的饮食情况，有人带来百姓所吃的豆屑杂糠，他涕泪俱下，遍示群臣，沉痛的自我咎责，为惩罚自己，他撤去御膳，不近酒肉达一月。到泰山封禅，道中遇大量关中饥民往洛阳就食，车队行进困难，他关照警卫部队不得驱逐，从而出现了这样的奇观，饥民与御仗混同而行。他骑着马，见有扶老携幼者，或引马让路，或为之安慰。经艰险之地，令左右帮扶百姓。

　　亲民，使隋文帝深得人心。

　　中国政治道统，历来分两大体系：一是儒家的以德化天下，一是法家的以刑格天下。

　　隋文帝对待政治道统的态度，是兼容并蓄，他强调以儒家提倡的德来治国，不仅身为表率，且要求臣下、民众均得培养谦让节俭的美德；然与此同时，他却厌恶儒家的诗书，废除学校，实行愚民政治。

　　他相当偏爱法家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以势立自己的权威，以术驾驭群臣，以法对违法现象矫枉过正。从而，他是喜怒无常的、随心所欲的、变幻莫测的，以此不让群臣熟悉他、窥破他。为明察群臣，派左右心腹到处打探，官员即使犯有小过失，他也必不轻饶，量以重罪。为考察官吏是否贪污受贿，他暗地派人送去钱帛，一旦有受者，即处以死刑。他常当殿杖责他所不满之人，有时一日竟达四次之多，怒气特盛时，便不顾青红皂白的推出斩首。他明令：盗军粮一升以上者，处死，家属没官；盗一钱以上者，处死，知情不报者连坐，同样处死。武库脏乱，他亲自临决，将有关人员处死数十人。

　　隋文帝用严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场发生腐败，防止官吏不尽职守，防止犯罪现象在民间蔓延。然他弃法律而不顾，仅凭自己的好恶主观来草菅人命，从而制造了恐怖气氛。

　　用刑过滥，不遵法律准绳的隋文帝有暴君之嫌。

　　隋文帝未能汲取秦始皇暴政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他滥用刑法为隋炀帝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基础。隋朝的再次二世而亡，隋文帝不能逃脱其咎。

　　《隋书·文帝纪》的末后有这样一段话，说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是的，隋文帝与曹操等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样，都有好猜忌的毛病，他们夺人政权，待自己获得政权，又怕他人仿效他们。故而，对追随他们谋取天下的功臣与将领，始终放心不下，一有风吹草动，不管是否事出有因，还是空穴来风，或解除他们的权位，或将他们打入囹圄，或将他们置于死地，情愿措置错关错杀，而决不姑息。

　　隋文帝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行为，使许多正直有良知的元老重臣被逐出了中央权力核心，以致在他身后缺乏一种制约隋炀帝奢欲的有效力量。他像后来的朱元璋一样，为儿子拔去了他认为的权杖上所谓的棘刺。但他自以为是的做法，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南辕北辙，使隋朝成了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中国的王朝是家天下，家天下是按宗法制度父子相传，因而，一个君主是否能选择到能付以大任的接班人，是保证基业绵延长久的关键。隋文帝在这方面，铸下了不可弥补的大错，强行抛弃嫡长制的传统继承制，舍弃生性较为仁厚、不会作假的长子杨勇，而被巧言令色、善于伪装自己的次子杨广所迷惑，立了后者为太子，结果，社稷的继承人成了社稷的掘墓人。

　　最早对隋文帝做出整体评价的，根据《旧唐书·太宗纪》的记载，是在唐贞观初期。当时面对唐太宗的询问：“隋文帝何等主？”大臣房玄龄、萧瑀的回答是：“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仄。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飧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

　　瑕不掩瑜，总而言之，隋文帝还是功大于过。

　　隋文帝驾崩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有关他的死，许多人认为是杨广的谋弒，并举出了事实加以证实。 

　




　

　　
细说隋唐3：独孤皇后
　　独孤氏，这个连名字都未留下的女人，却是隋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她的重要，不仅因为她是隋文帝的正妻，关键在于她凭藉先前特殊的社会背景，以及后来国母的地位，直接和间接影响了杨氏社稷的兴亡。

　　她的身世，在第一节中已有所介绍。若不是她及她的家庭，用婚姻为杨坚和北周皇帝之间架起政治桥梁，杨坚不可能成为北周的辅政大臣，更不可能黄袍加身。说得不客气点，杨氏的江山，一半得力于独孤氏。

　　《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引用的谱牒，称她是洛阳人，这种说法，很令人怀疑。她的父亲独孤信是鲜卑族，祖籍当是鲜卑的发祥地。鲜卑本是东胡族的一支，在秦汉之际，游牧于今内蒙古西喇木伦河与洮儿河一带。后因部落的兴衰多次发生迁移。到北魏初期，鲜卑有三十六部，独孤信的祖先伏留屯为其中一部的大人，祖父俟尼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去镇守武川（今属内蒙古）。故而《周书·独孤信传》称传主为云中人。以独孤氏为洛阳人的说法，究其实，是鲜卑族创立的北魏、北周定都于洛阳，从而鲜卑贵族以洛阳为籍贯。

　　许多历史学家在谈到北朝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时，常站在汉族的立场，大讲鲜卑的汉化。这是事实，然这是片面的事实，全面地看，不仅鲜卑在汉化，而且北方汉族也有鲜卑化的倾向。杨坚的父亲等一些汉族大官僚，被赐鲜卑之姓，取鲜卑之名，便是一个有力的实例。惟有两族的相互渗透，才能造成民族大融合，否则，很难长期共处一地。双方的融合点，不止在文化，且在习俗。

　　独孤氏与杨坚的婚姻，应视为汉化的鲜卑人与鲜卑化的汉人的结合。

　　出身鲜卑贵族的独孤氏，为何嫁给不是鲜卑族的杨坚，是善于识人的独孤信看中杨坚长有一副奇表贵相：龙颜，目光精射，身长腿短（和刘备相似，刘备身长腿短，方能“两手过膝”），断定他前途不可限量。独孤氏出嫁那年，仅十四岁，可她已相当懂事，柔顺恭孝，恪守妇道。夫妇俩在花烛下立了誓，他们的誓言不是海枯石烂心不变的俗套，而是他们的子女不能是其他女人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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