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外之意，是杨坚不能娶妾纳小。

　　在婚后的岁月中，独孤氏被人最看好的一点是，尽管出身大贵族，姐姐为皇后，女儿为皇后，但无一丝骄横的气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她不但是贤妇，且是哲妇，有过人的见识，在杨坚被推为辅弼大臣后，她仔细分析了丈夫的处境与政治形势，派人传话给丈夫说：“大势已趋，骑虎难下，当自勉！”自勉，就是要丈夫不顾后瞻前，向更高的政治目标努力。杨坚得了妻子的鼓励与支持，更坚定了信心。

　　杨坚成了皇帝，夫贵妻荣，独孤氏当了皇后。

　　地位遽变，然独孤氏的秉性未变。她贤德依旧，只是从家庭扩大到国家。突厥与隋朝互市，有明珠一箱，索价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上奏独孤皇后，请她购下。可她的回答是：“这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当今边境屡屡告急，将士疲劳不堪，不若用八百万分赏有功者。”她父母早亡，见了公卿大臣的父母，常常给予礼问。她对公主们说：“周家公主，多无妇德，失礼于公婆，间离夫家骨肉之情。这些不顺的事情，你们当引以为戒。”她的表兄弟大都督崔长仁犯法当诛，隋文帝看在她的份上，准备赦免。她反对说：“国家之事，岂可顾私情！”每遇司法部门处置囚犯，她都流涕呜咽，以示怜悯。

　　独孤皇后的德，与隋文帝的德相得益彰，在男女两界树立了典范。

　　与她的德未变一样，她关心政治的爱好也一如既往。她令宦官打听隋文帝的举动，若获悉朝政有得失，便及时匡谏，从而纠正了隋文帝不少的过失。她明说不可开妇人与政的先例，实际上却一直注视着朝政。为表示她也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每次隋文帝上朝，都同辇伴去，到殿门方止；待隋文帝退朝，又前往相接，一同返宫。他们夫妇间的话题，主要是朝政，彼此谈得很是投机，常所见略同。

　　独孤皇后的政治操作，深深地影响了隋文帝，影响了朝政的走向，影响了高级官员的人选。鉴于她和隋文帝有着不相上下的政治影响力，宫中把她和隋文帝并称为“二圣”。人们常以为“二圣”只是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合称，殊不知，这是独孤皇后开的头。

　　与独孤皇后对人谦和相映成趣的，是她对隋文帝在女人问题上的专横。

　　笔者在拙著《皇冠与凤冠》中说过：“君主作为一个特殊的男性，对女性具有无可争辩的支配权。在至高无上的君权的作用下，除了伦理观念所排斥的直系亲属外，只要君主愿意，海内每一个女性都可以成为他的配偶或情欲宣泄的对象。”出于限制君主对女性过渡占有的考虑，历朝制定了相应的后妃制度，确定不同级别嫔妃的人数。民间形象的说法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在独孤皇后的干预下，隋文帝的嫔妃被减低到历朝内宫的最低数，除皇后之外，嫔三人，世妇九人，女御三十八人。如此做，独孤皇后并非没有道理，他与隋文帝是有约在先的，为了照顾到丈夫做皇帝的面子，她已经做了让步。后宫虽说有几个粉黛，但独孤皇后牢牢把着关，除了她和宣华夫人陈氏外，对其他嫔妃，隋文帝实际上难得见上一面。

　　独孤皇后还瞪大着眼，严密控制隋文帝与嫔妃以外的女人交往。有约在先，隋文帝对独孤皇后的约束听之任之。

　　尽管隋文帝不是好色之徒，但他毕竟有七情六欲，有次巡幸仁寿宫，还是被一个长得楚楚动人的宫女尉迟氏给迷住了，于是发生了男欢女爱的事情。

　　独孤皇后随即获悉了此事，表面装作不知，趁隋文帝上朝之际，找了个借口将尉迟氏杖杀了。

　　隋文帝闻报大怒，又不敢向独孤皇后发作，觉得了无生趣，一人策马出了宫，径入二十多里深的山谷。大臣高颎、杨素怕出意外，紧追不舍，拦住隋文帝的马头，苦劝他回宫。隋文帝叹息道：“我贵为天子，竟然不得自由！”高颎劝慰道：“陛下岂能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折腾到半夜，隋文帝方被劝回宫。独孤皇后流泪谢罪，经高颎、杨素调解，夫妻重归于好。

　　经过此事，独孤皇后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管丈夫，但自我的压抑使她心里变了态，将怨气发泄到其他男人身上。她见不得诸王与朝臣的小妾怀孕，尤其见不得生男孩，凡获悉这类事，必百般诋毁，让隋文帝罢他们的官。最倒霉的是高颎，他原是独孤信的家客，和独孤皇后的关系很是亲近，但随口的劝语“一妇人”，被独孤皇后理解为是轻视她，由此被百般中伤，直弄到丢了官。

　　促使隋文帝将太子由杨勇换成杨广，独孤皇后起了莫大的作用。原因不是其他什么事情，也在于女人的问题。她不准丈夫多内宠，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儿子，也许她的本意不错，要丈夫、儿子把精力放在国家大事上，不要被儿女情长所误。然她的作法有些偏激，偏激的模糊了自己的眼光。

　　杨勇是个情种，他最爱的是情投意合的昭训云氏，还宠了不少嫔妃，独不喜欢母亲为他所娶的太子妃元氏。元氏心疾发作，仅两日就一命归西。独孤皇后怀疑是云氏所害，又怀疑是杨勇的怂恿，遂派人对他们进行暗察。暗察没有结果，可他对杨勇的感情却一落千丈。极有心机的杨广，窥破母亲的感觉，趁机将自己伪装成一个不近女色的正人君子，冷落所有的嫔妃，只与王妃萧氏共处。两子相较，独孤皇后把感情的砝码放在了杨广身上。由此，杨广萌发了代太子而立的想法，在母亲的帮助下，终于把想法变成了事实。

　　独孤皇后死在隋文帝前两年，时为仁寿二年（公元602年）。

　　没了正妻的约束，隋文帝开始同姿貌艳丽的宣华夫人陈氏、荣华夫人蔡氏打的火热，从未纵过欲的他失去节制，以致纵欲过度，一病不起。在临终之前，他丢下了这样一句话：“假若皇后还在，我必不致如此。” 

　




　

　　
细说隋唐4：隋初功臣
　　某一姓欲得天下，必有一大批文臣武将的追随辅弼，事业若是成功，这批人也就成了元勋功臣。对待功臣，历朝基本上有两种做法：一是刘邦、朱元璋式的，寻找理由，将视为后患的功臣予以诛灭；二是赵匡胤式的，在杯酒释兵权后，对功臣厚加优待。隋文帝对功臣的态度，大致在二者之间走出了一条道。

　　篇幅有限，在这里不能一一详述功臣事迹，只能捡主要的举其大略。

　　李穆，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人，对宇文泰的事业有杰出的贡献，为北周大功臣，被赐铁券，可恕“十死”。

　　杨坚执政，尉迟迥起兵反抗，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并州总管李穆，成为双方力争的关键人物。李穆不顾儿子李士荣的反对，把宝押到了杨坚一边，他扣押了尉迟迥的使者，派人去晋见杨坚，并赠送了熨斗与十三环金带，其寓意分别为“熨平天下”与“夺取天下”。

　　接着，李穆公开亮出旗帜，将尉迟迥之子尉迟谊擒送杨坚，对尉迟迥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再献密表给杨坚，明确表示支持他的政治作为，进行劝进。

　　杨坚在走上皇位前，为表示尊敬和感激，对进京的李穆说，如此做是听从了他的劝告。李穆得到优礼，进为太师，满门为官，赦免百死。杨坚给了朝廷中最大的荣耀。

　　李穆是隋朝少见的寿终正寝的功臣，平安的活到了七十七岁。

　　梁睿，安定（今甘肃平凉）人，他比李穆晚一辈，和宇文泰的儿子们相处得极好，在北周历任高官。

　　北周末年，梁睿投靠了杨坚，被命前去益州，代有造反嫌疑的王谦为总管。他尚在途中，王谦已树起了反旗。由此，他被任命为行军元帅，率军二十万进行讨伐。经过多次激战，擒住了穷途末路的王谦，推至市口斩首，平定了叛乱。

　　梁睿声震西川，加上他恩威并重，各少数民族纷纷闻风归顺，甚得当地民心。惟有南宁一地不肯宾服。梁睿以远振威名与有益军国为由，请求杨坚批准，让他领军继续深入，促使南宁归化。这本是好事，然好猜疑的杨坚，顾及镇守蜀中的将帅常拥兵自重，担心梁睿步其后尘，遂以天下初定，民心未安为由给回绝了。

　　杨坚的“阴惮”，使得梁睿的处境非常难堪。幸得文臣薛道衡入蜀，为他出了个妙计。他按计而行，进献密表，劝杨坚符合天意民心，早登九五。他挠到了杨坚的痒处，由此改变了对梁睿的态度。

　　隋朝建立，梁睿成了功臣。

　　平陈之际，他进了策；对付突厥，他又进了策。隋文帝没用其策，但嘉奖了他的忠诚。

　　梁睿是聪明的，他知道自己远在巴蜀，又手握重兵，不敢怎样表忠心、献孝心，究竟犯了君主的忌。在隋文帝应允后，他放弃了益州总管之职，回到京师。他明确表示了功成身退的意思，托病在家，杜门不出。为防当年入蜀威名过盛而招忌的教训，大量接受贿赂以自秽。他终于保住了身家性命，但及其苦闷。在郁郁寡欢的境遇下，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

　　刘昉，博陵望都（今河北安定）人。他是北周功臣之子，因善于逢迎，讨周宣帝欢心，而“宠冠一时”。

　　刘昉本被暗定为辅政大臣，然周宣帝临终前已不能言语。为了确保自己的前程，刘昉引出了有名声、有势力的杨坚来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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