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与隋境在辽西隔鸭绿江相对。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高元发兵进攻辽西，营州总管韦冲打响了保卫战，一举将其逐出境外。高丽入侵虽未得逞，但此事深深地震动了全国。因此时隋朝经过多年的生养积蓄，以及外交多方位的成功，已成为一流强国，高丽的挑战，激起了普遍的反击情绪。故史书云：“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主战的论调占据了上风，只有名儒刘炫反对，撰《抚夷论》，主张改用亲抚之策。可刘炫的声音是微弱的，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响应。

　　主战的情绪影响了隋文帝，他决意讨伐高丽，组织了讨伐统帅部，以汉王杨谅、大臣王世积为行军元帅，以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领水、陆军三十万进行东征。

　　整个军事部署是兵分两路，然都遭受了气候的不利：一路是杨谅亲率陆军，从临渝关开进，途遇大雨、大水，粮食供应断绝，瘟疫流行；一路是周罗睺所领的水军，从东莱渡海直接进攻平壤，但在海上受大风侵袭，舰船大多被漂没。不得已，水、陆两路均撤退，到了长安，统计死伤人数，竟达十之八九。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幸亏高元不想和隋朝发生全面的战争，遣使送来谢罪表，隋文帝有了台阶，同意赦免他的罪行，结束征高丽的军事行动，两国重新发展睦邻关系。

　　隋炀帝登位之初，隋朝与高丽的关系，是在友好的面纱之后，隐含着不和谐的声音。

　　从高丽一方而言，当年高元的谢罪，是惧怕隋军的征伐，而并非出于真心。况且，在谢罪表中，他用了极其自污的文辞“辽东粪土臣元”，这虽说是能屈能伸的外交手段，但终究很失体面，不仅失了他本人的面子，也失了高丽政府的面子，失了高丽国家的面子。对此，高丽相当多的人，希望在对隋关系中，有一日能改变彼此尊卑的关系。当高丽使者访问突厥时，流露了对隋朝的不满情绪。而忠于隋朝的启民可汗，旋即将这事转告了隋炀帝。隋炀帝的大国情结，远胜过他的父亲，听说高丽有不敬的言论，便对高丽使者说：“你可转告高元，尽早来朝见。若有不臣之心，朕当率启民前去讨伐，即刻诛灭！”

　　高元没有来朝，隋炀帝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征高丽行动，并连续进行了三次。

　　在征伐之前，隋炀帝做了全方位的准备，这准备大约延续了五个年头，其中最显目的两个举动是：开永济渠转运军饷；在涿郡（今北京）筑建林朔宫作为军事大本营。征兵量是空前的，以致“增置军府，扫地为兵”（《隋书·食货志》）。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正式下诏征伐高丽。出征的大军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组成二十四军，分为左十二军、右十二军，从二十四个方向向平壤进攻。另有水军从东莱进发，军锋同样指向平壤。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认为：“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纪大业八年）

　　隋军强大，强大的似乎对高丽能以石压卵。然这不过是虚象，战争的结果与出师的雄壮，正好成了鲜明的对照。尤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江淮水军，浮海从高丽的浿水登陆，进至离平壤六十里地，大破高丽军。高丽军因势利导，索性装弱，让出平壤城，随后在城内设伏兵，打得入城的四万隋军精兵几乎全部覆没，来护儿仅与千余人逃出城去。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等多路军，共三十万人会于鸭绿江西。高丽遣派大臣乙支文德来诈降，以阻止隋军渡过鸭绿江。待乙支文德返回后，于仲文挥师渡过鸭绿江，向高丽腹地逼近，七战七捷，离平壤城三十里地扎营，由是隋军生出骄意。乙支文德再派使者诈降，益增隋军骄意。待隋军疲惫不堪，又严重缺粮之际，高丽军用四面包抄的战术，打的隋军溃不成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隋军狼狈逃奔，到达辽东城，仅剩下二千七百人，所有军械器具几乎全部丢失。

　　隋炀帝第一次征高丽，以惨败告终。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再次下诏征伐高丽。由于去年士卒伤亡严重，遂募民为骁勇，大集天下兵于涿郡。此次的军事部署是，隋炀帝亲自到辽东指挥，宇文述、上大将军杨义臣统领陆军直接进攻平壤，来护儿依旧率水军从东莱浮海进攻平壤。隋军的进展，起初尚算顺利，打了些胜仗，待兵临城下后，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隋军转而用贮土布袋积为与城齐平的高道（唤作鱼梁大道），并用高出于城的八轮楼车俯射城内。一切准备就绪，然在攻城的前夕，后方传来了杨玄感起兵的消息。后院着火，隋炀帝只得放弃进攻，仓促命令军队立即返回国内，丢弃的军械器具犹如山积。

　　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遂不了了之。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在杨玄感的起事被镇压后，隋炀帝又发出了征高丽的诏令。此时国内起义已此起彼伏，民众纷纷逃避兵役。隋炀帝不顾国内的形势，强行组织征伐行动。来护儿在离平壤不远的毕奢城击败高丽军，准备向平壤发起进攻。由于连年战争，高丽国也已经兵疲财困，高元不得已向隋炀帝送来了降表，并遣还上年因受杨玄感株连而逃往高丽的将军斛斯政。急于返回国内的隋炀帝捞到了虚面子，迅速同意了高丽的投降，下令班师。来护儿犹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欲领军继续进攻平壤，可在御史的威胁下，将领们惧怕得罪隋炀帝，纷纷接受班师诏令，成为孤家寡人的来护儿只得随众而回。

　　隋炀帝的第三次征高丽，终于得到了所谓的“胜利”。

　　这胜利是非常可笑的，在隋炀帝班师回国后，已“投降”的高元，竟拒绝炀帝的召见之行。隋炀帝恼羞成怒，还向组织第四次征高丽，然已天下大乱，再也无法实施他的计划了。

　　征高丽，是隋朝对外规模最大的战争。这接二连三的战争，耗尽了隋朝的元气，使民众对隋炀帝及其政府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

　　故颇有些学者说：隋亡，亡于征高丽。 

　




　

　　
细说隋唐17：隋末大起义
　　与残暴的秦政一样，残暴的隋政失去了起码的人心；与大起义遍布秦末一样，大起义也在隋末风起云涌；与短促的秦朝一样，短促的隋朝也是二世而亡。

　　两者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秦末的祸端尚与赵高有关，而隋末的苦酒则是隋炀帝一手自酿的。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下之乱，并非一开始就是大乱，其实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当乱萌已发，君主及其政府不能或不愿及时修补过失，这大风便毫无阻挡的刮了起来，进而啸卷成了狂飙。

　　有历史记载的乱，最早发生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正月。一天黎明时分，洛阳建国门外来了几十个人，都是和尚打扮，自称是弥勒佛。守门卫士信佛，见之恭敬相迎。不料，来人突然抢夺卫士的武器，欲冲进去。正值隋炀帝次子齐王暕带兵出巡，才敉平了这场乱事。

　　此后，各地有关乱事的报告渐渐多了起来。

　　这些乱，仅是小规模、小范围的，发起人和参加者被呼为贼、呼为盗，或啸聚山林，或闯浪江湖，尚未对政权造成重大危害。

　　同年六月，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尉文通发动了三千人的起义；十二月，在朱崖（今广东琼山），王万昌发动了起义。这两次起义，虽均未造成大气候，但深深刺激了隋政权。

　　大起义的序幕，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掀起于征高丽的前夕，掀起于山东。

　　隋政府征高丽，将山东作为壮丁、役夫、军饷、马匹、车牛的主要征集地之一，对此民众已不堪重负，加上洪水暴发，加上官吏侵渔，田荒乏粮……民众更是无法生存，由是“始相聚为群盗”。

　　既是“群盗”，可见已有燎原之势。其中影响最大、也最具规模的，当属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所领导的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境内）起义。王薄自称“知世郎”，对天下事无所不知。他所作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成为当时号召民众拒绝服役、拒绝出征高丽、拒绝隋朝统治的著名宣传品。其歌词是：“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歌的效应是巨大的，逃避徭役、逃避当兵的山东人云起响应，纷纷投效长白山军，与隋军展开了争取生存权的战斗。

　　接着，官宦子弟刘霸道，利用豆子卤亢（今山东惠民）历朝多“盗”的条件，在那里竖起旗帜，其众达十多万，号“阿舅贼”。

　　漳南（今山东武城）人孙安祖，自号将军，领数百人，入高鸡泊起义，得到同县人窦建德的帮助。

　　鄃（今山东夏津）地人张金称，聚众河曲（今山西芮城西风陵渡一带）境起义。

　　蓨（今河北景县）地人高士达，自称东海公，聚众清河（今属河北）境起义。窦建德加入其中。

　　此年至翌年的起义，主要集中于山东。当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征高丽后，起义不仅在山东得到扩展，且蔓延到江苏、河南、广东、陕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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